崇祯二年闰四月，毕自严提出足饷十一事：分别是增盐课、停修仓廒、酌议鼓铸、搜括杂税、查隐占、南马协济、牙行换帖、板木改折、寺田起科、崇文店税、发兑京运。几乎把除了田赋之外所有能够产生财政收入的项目又刮了一层肉，刮得只剩下干巴巴的骨头。崇祯从之。

由于原有杂项181万两只留在纸上，远远收不上来。毕自严对杂项项目进行了大幅调整，由原来的181万两减为82万两，另外增加了杂项内容15万两，杂项重新厘定为不到100万两，这样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这样，加上辽东原有旧饷33万两，崇祯二年辽饷预算收入为516万两。按照袁崇焕缩兵就饷后的实际军费开支，大概收支可以实现平衡。

崇祯二年冬，后金入犯京师，明廷四处调兵抵挡，军费大增，崇祯三年的辽饷支出加上各省入援部队的入援补贴（盐菜银）高达870万两，原有的辽饷九厘银又远远跟不上形势了。

看着费尽心机勉力建立起来的财政平衡刚出台就被打破，毕自严束手无策，伎俩已穷，他再也找不出能增加百万以上的财源，除了一项—再加征田赋，但他左思右想，权衡再三，最终没有勇气说出来。

田赋和盐课、关税、杂项不同，它是一道普遍税，除了享有免税特权的极个别官僚显贵，几乎大明全部拥有耕田之人都要交税。当时，天下耕地7亿亩，加征田赋，即便税率很低，总量也极为可观，弄个两三百万银子不成问题， 毕自严身为户部尚书，对此比谁都清楚。

但是，不管以何种理由，加征总是一项弊政，是赤裸裸的向百姓掠夺，在 标榜藏富于民、轻徭薄赋的古代中国，加征就意味着朝廷贪婪、残忍、无能、无耻，何况辽饷已经加征过三次，再次加征，毕自严没这个道德勇气。

这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具有这个道德勇气。

崇祯三年八月，兵部尚书梁廷栋上疏：今日内外交急，国库空虚，舆论认为目前民穷财尽，

如果再议加派，有违皇上惠养百姓的德意，言之有理。

但是，今日百姓确实穷困，不是因辽饷而穷，而是因官吏贪残而穷。一年当中，民间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皇上并不知晓。地方官员一次朝觐、一次考满，以及考选推升之日，至少约费五六千金，合海内州县，是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如此而说百姓穷于辽饷加派，岂有此理！

以专门监管官吏贪腐的御史而言，其大权在握，贿赂公行，一年动辄名正言顺收受二三万银子的礼金。国家差一番御史，天下实际上加派百余万，而曰民穷于辽饷，又是何道理？

推此类广之，不可胜数，因此今日边饷之不足，确由于钱粮不完，钱粮不完，确由于民穷，而民穷之故，全在官贪。故使贪风不除，不但加派民不能堪，即不加派，民之穷苦犹故也。贪风一止，不但不必加派，即再加派数厘，民之欢悦犹然也。

奏疏上去，崇祯龙心大悦，夸奖梁廷栋说的民穷与加派无关，全由于官贪所致，大大切中时弊，命他与户部研究相关事宜。

崇祯很聪明，知道加征必定挨骂，因此绝他不会从他嘴里说出加派二字，要让大臣们从他们的嘴巴里说出来。如此，老百姓就不会骂他这个皇帝，而是骂主张加派的大臣，旁人爱骂谁骂谁，反正他不会担此骂名。

毕自严见梁廷栋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倡议再加派辽饷，不由一阵苦笑，但也暗自佩服梁廷栋的勇气与机敏，甘担天下骂名而迎合皇帝，这个兵部尚书给的不屈。他虽然怜惜再次加派百姓穷苦，但目下四处用兵，但凡能挖的财源都已罗掘俱穷，要补上这么大的口子也只能靠加派田赋了。虽然不道德，也是无可奈何，舍此别无办法。

梁廷栋倡议加派有功，崇祯派太监赏赐他很多猪羊、酒米、蔬菜，以示酬劳，崇祯知道梁廷栋写这封奏疏一定大耗心神，这些皇家酒食菜蔬都是无公害的绿色特供产品，营养丰富，梁尚书吃了大有裨益，头脑更灵，会想出更多有利于国家的金点子。

很快，毕自严上疏同意加派，这正是皇帝所要的。

毕自严提议：全国耕地每亩再加征三厘，一共可得银143万两。至于贫瘠之地，如陕西延安等处，原先的九厘银都征收困难，本次又要加征，确实存在困难，具体是减是免，要参考当地督抚的意见。

崇祯则很不忍的表示：加派一事，他实在念惜百姓艰难，不忍催征太甚，让九卿科道商议稳妥的办法。

这样辽饷的第四次加派，在皇帝千不忍万不忍，最后不得已勉为其难之下，在全国铺开。加上本次加派的三厘，崇祯四年的辽饷预计收入总数达到创纪录的838万两，预计支出总数718万两，收大于支，财政危机似乎又可以度过。

梁廷栋的奏疏逻辑严密，推理紧凑，通过完整的举例、论证、推理，最后得出耳目一新的论断：今日民穷，因为官贪，只要贪风一止，就算再加派，百姓也欣然接受。

明朝末年，贪腐横行，梁廷栋所言的地方官、御史的私派与纳贿都是实情，如果顺着他的逻辑推理，似乎确实可以得出结论—民穷是因官贪。但是梁尚书在此偷偷的移花接木，官贪导致民穷，而民穷不仅是官贪，加派也可导致民穷。

更为严重的是，梁廷栋最后的结论是贪风一止，百姓定然乐于加派，实际却是朝廷只是加征，并未止住贪风，甚至根本未采取有力措施去制止贪风。因此，在没有解决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就直接开始加派，梁廷栋所奏纯属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