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辽饷

税收就是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分配一国的经济财富，明末种种弊政最令后人诟病的就是加派赋税，而种种加派之中，以辽饷最为出名。

朱元璋信奉的是藏富于民的财政思想。当时的田赋，官田（国有耕地）为一亩五升，民田（民有耕地）为一亩三升。当时的亩产量，南方最高的广东、江南等肥沃之地可达到四石，中上为二石，普通为一石；北方产量高的二石，普通的一石，陕北、晋北等贫瘠之地只有二三斗。总体而言，明初的田赋水平以亩产一石而论只有5%到3%，，可以说是相当轻的了。

明朝的加派，最晚可以追溯到正德九年（1514年），为了修建乾清宫，在全国加派田赋100万两。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进犯北京，朝廷增兵设防，国用不足，户部尚书孙应奎倡议向浙江南直隶、浙江等富庶之地加征田赋120万两。为了平灭东南沿海的倭寇，又在福建、浙江等省以提编的名义加征，仅江南就40万两。

万历四十六年（1616年）辽东战争爆发后，战事激烈，规模空前。明廷国库连现有边镇粮饷已然应付不了，频频拖欠军饷，如今又爆发新的大战，在原有的财政盘子里就算想挖肉补疮也无肉可挖，只能再开输新血。户部申请加派，全国除了贵州地瘠民贫又有土司作乱暂不加征之外，其他各省全部按每亩三厘五加派，合计231万两。

第二年，战争升级，原加派额远不够用，于是二次加派，将每亩加派增加到七厘，仍然不足，第三年，增派至每亩九厘，合计520万两，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崇祯二年，史称辽饷。

辽饷的加派，覆盖面之广、数额之大前所未有，负担自然落在天下百姓身上。海内震动，向人民搜刮，总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执政者自然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为此，神宗明确表示。加派辽饷是国家军饷不敷，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一旦事平，立即停止。但明军一败如水，节节失利，战火从河东蔓延至河西，丝毫没有熄灭的迹象。

战争不停，军费不断，加派不止，辽饷不停，直到神宗驾崩、他的儿子、孙子驾崩，明朝覆灭，辽饷也未停止。

辽东镇原设一名总兵，额兵六万，额饷65万。为了抵御后金，明廷从其他各镇调兵增援，高峰时达到18万人，连同辽东原有兵马，超过30万人，军士饷银，粮草供应、武器装备都要银子。

战争像一只饿极了饕餮，无情而贪婪的吞噬着明帝国的财富。从战争开始的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年底一共四年多的时间，辽东军费支出达2018万两，其中泰昌元年十月到天启元年十二月，一年出头的时间就花掉白银925万两。如此海量，就算是辽饷一分不短的全征上来也远远不够，之所以能勉力支撑主要靠皇帝频频发内帑补贴。

神宗一生不喜欢他一时性起生下的儿子常洛（后来的光宗皇帝），在几经挣扎和反抗之后，他还是屈服于强大的礼法和祖制之下，勉强将常洛立为太子，最后在辽东的连天烽火中落寞的死去，把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大明江山和他毕生搜刮的700多万两内帑留给这个看不顺眼的儿子。

光宗在位一个月，就发了200多万两内帑充饷。熹宗接着即位，户部哭诉没钱，请发內帑，熹宗前后又发了九百万，依然不足。熹宗被军饷这个无底洞吓得毛了，坚决拒绝再用内帑充饷。神宗一生的积蓄，数年之内就几乎被辽东战争全部吞没。

辽饷九厘银520万两，是预算数，到万历四十八年止全部是地亩田赋银，从天启元年开始削减了一部分田赋，但另外征收盐课、钞关关税，和杂项。杂项实如其名，内容极为庞杂，包括卫所屯田、优免丁粮、平粜仓谷、房产契税、督抚巡按公费、抽扣工食等大项。高峰时辽饷应征数达到770万两。

从辽饷的内容上看，明廷已经把国内几乎全部的财源都利用起来，原先惯例减免赋税的不再减免，原先有的各级经费予以取缔或削减，甚至连平粜仓谷这种公益事业的一些油水也不放过，可谓雁过拔毛，掘地三尺。

天启三年的辽饷杂项合计达181万两，但因侵犯了原属地方的财源，各省纷纷抵触，承诺缴纳的数额仅及一半，最后实际征收上来的仅60余万两，是应征数的三分之一。

辽饷每年在实际征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蠲免，从地域上看是邻近辽东战区的北直隶永平等府及发生战乱的贵州、四川等省，还有一些天灾严重的地方。如此一来，每年实收的辽饷多不过400余万，少只有300余万两，而辽东一镇的军费天启年间要600万两（包括了因辽事而增设的登莱、天津、通州、密云等地兵马的军饷），年年入不敷出。

崇祯元年八月，袁崇焕督师辽东后，着手缩兵就饷，提出要把辽东、东江、登莱、天津四镇军队压缩至11万，每年军饷减少至480万两。一年之后，实际支出500余万两，虽然较之原来的600万两已有较大减少，但仍突破预算。

日子难过还是得过，国家没有新的收入增长点，只能从现有的骨头上面剔肉，户部尚书毕自严为此搜肠刮肚，绞尽脑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