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数量，洪武年间一百多万，永乐年间二百余万，正统年间三百余万，达到历史峰值，之后呈下降趋势，稳定在一百多万人。

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把天下百姓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分为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设灶煎盐的盐户）、杂户五种，实行了分户管理，五种户籍一经确认，终身不变，子孙世世代代继承祖业。

一百多万人的军费是个大问题，朱元璋吸收前代解决军队粮饷的经验，采用军屯来实现军队自给自足。最开始是每名士兵给地五十亩，上交正粮十二石，余粮归本军，后改为上交正粮六石。

军屯初期，效果很好。洪武中期屯粮收获五百多万石，基本可以解决军队的粮饷问题，为此朱元璋曾洋洋得意的对人讲“我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粮”，到了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进一步加大屯田的力度，屯粮入库两千万石，差不多是当时田赋的七成，军队虽多，但国家负担并不沉重。

明英宗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朝廷的各项制度都逐渐开始走样，屯田也不例外。原先充裕的用于军屯的土地或被边地少数民族占领，或被私人侵吞隐匿，严格的各项管理制度也日益废弛，屯田军士大批逃亡，收获的屯粮越来愈少，到了嘉靖年间，全国屯田收入已不到永乐年间全盛之时的三分之一，完全不足以维持军队的需要。

与屯田衰落相伴而生的是军队成分的改变，从明朝中叶开始，原有的世袭制逐渐为募兵制取代，直接导致了军费的直线上升。

卫所军士待遇很低，一个月仅有一石粮的军饷，到了正统年间，有时还领不到。有些地方甚至一月只发一斤多食盐充作粮饷，屯田任务又重，军官压榨剥削严酷，导致军士大量逃亡。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张家口怀来）被蒙古瓦剌所俘获，此役中，明朝最精锐的二十万京营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一蹶不振。战后明廷开始大量招募士兵，从此募兵取代世袭军户成为部队的主要成分。

募兵制成为主流后，军费发生质变。招募之人很多是壮年之人，要靠军饷养家糊口，其费用要比世袭制的士兵高得多，饷银的按时足额发放也变得急迫起来。

万历末年，一名普通士卒的常规军饷是一年18两银子，当时一名普通体力工人的年薪约是12两，18两银子如果能保证按时足额发放，也能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衣食。

军队的来源和结构出现变化后，军饷的来源也随之变化，原先通过边镇军队屯田自给自足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军饷由中央、地方、军队三方负担。

中央财政负担的边镇军饷部分称之为年例银，正统年间为10万两，天顺年间为40余万两。嘉靖中期，蒙古势力威胁增大，九边年例银陡增至200万两。庚戌之变后的嘉靖三十年（1551年）更是猛增至创纪录的595万两，之后连续两年都在500万两以上，明廷一下陷入财政危机，以至于嘉靖皇帝不得不拿出金花银来贴补军费。之后的五六十年，九边年例多在三四百万两间徘徊，只有隆庆和万历初年的十几年间实现俺答封贡之后，北方边境出现和平，九边年例随之下降至200多万两。

九边军队员额 7、80 万，只靠中央财政年例银和军队屯田远远不靠，还需要沿边各省（主要是华北各省）地方财政来支援，成为民运银。万历初年各边镇的民运银每年接近300万两。

除了皇室以外，明朝还有大量的寄生基层—宗藩。朱元璋精力弥漫、子女众多，一共生了26个儿子、16个女儿。除了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外，还封了23个藩王，其中就藩封地的22个。朱元璋给他的儿子们制定了极高的政治、经济、军事待遇，亲王年禄米5万石，后改为1万石，还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大臣们无论是公侯伯子还是三公三孤遇见藩王都要下拜行大礼。成祖通过武装政变登上皇位，基于他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把诸王的军权全部取缔，只保留其政治和经济待遇。

从此鸡生蛋，蛋生鸡，一朝皇帝就有一批他的兄弟封为藩王，一代藩王又可以繁衍出他这一支的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级别繁多，九品十八级，一代接一代。

这些藩王们参与不了政治，统领不了军队，性情高洁的还可以寄情于琴棋书画，多数则沉溺酒色，朱家子孙如雨后春笋，以惊人的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明朝末年，据保守估计已达二三十万人，有的人甚至估计已近百万。其中最厉害的当属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他生了94名子女，可谓威风八面、傲视群雄。

庞大的宗藩队伍，都要吃饭穿衣，而且要吃好穿好。在嘉靖末年，大学士李春芳曾经向皇帝汇报宗藩人数两万八千人，岁支禄米860万石，数字相当惊人。

数十万宗藩龙子龙孙，也像普通百姓一样发生了两极分化。高居于亲王、郡王金字塔顶端的只是少数， 很多品级低的宗藩生活贫困，衣食无着，需要官府救济，有的甚至沦为乞丐。

中国历代王朝有一共同现象，就是开国之时，官僚队伍精兵简政，越往后越来越臃肿庞大。各种原因不外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职权将其私人塞入各级衙门，以代代为官，坐食民脂民膏。明代的官僚队伍约有十余万人，其俸禄支出大大增加。当然这与边镇军费和宗藩禄米比起来微不足道。

财政支出发生突变式剧增，而财政收入却因农业经济本身的特性没有大的增加，如此一动一静，收入支出急剧拉开距离，从万历后期开始明朝财政发生严重危机，各处存银都源源不断的运往九边发军饷。到了万历三十六年，前朝结余的四百万两窖房银、已经全部用光，老库存银二百万两也仅余八万两。天启初年，太仆寺多年积累的马价银1500万两，被兵部户部先后数十次挪借一空，仅余几万两。

如果就此迁就，朝廷可能还能维持较长时间，不幸的是万历四十七年，白山黑水间的后金向明朝发出了挑战，明金战争爆发，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头尾二十六年。

明金战争的持续，直接击垮了明廷现有的财政体系。辽东镇在战前，军队员额不过6万，饷银60余万两，战争爆发后，军费开支达到600万两，天启元年更是突破1000万两。如此一年尚可，20年如何得了？

更不幸的是，外患未平，内患又起，从崇祯元年开始，由陕北发端，国内又爆发了蔓延整个中原江北的农民大起义。明廷为了扑灭燎原烈火，被迫调兵镇压，又得筹集巨量的金钱，可是农民起义前仆后继、屡仆屡起，十七年未曾平灭，最后直接将明朝推翻。

与后金和农民军的长期战争，彻底使得明朝财政从危机走向崩溃。

“三空四尽”，是明末官员形容当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一句口头禅，时时见于时人的奏疏、信札当中，它形象生动的描画出明廷的财政窘境，令后人叹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