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理念，由此而讲究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政治体制上，明代是空前高度的君主独裁，但制度的设计者朱元璋也考虑到皇帝乾纲独揽，可能会被奸臣蒙蔽或者皇帝本人决策失误，因此特地设置了言官制度对皇权进行辅弼和一定程度的制约。
明代的言官分为御史和给事中两种。
秦汉时设有御史大夫主管监察，与丞相、 太尉合称 三公，秩中二千石，位高权重。
朱元璋开国之初设御史台，是从一品衙门，等级很高。洪武十五年（1382年）罢御史台，设都察院，一下降为正七品，两年后又升为正二品衙门，设左右都御史二人、左右副都御史二人，左右佥都御史二人，十三道御史110人。都察院都御史的地位很高，和六部尚书并称为七卿。
在传统戏曲中，御史经常扮演清官的角色。通常是善人蒙冤，求告无门，最后遇到出京巡察的御史，御史用尚方剑斩杀贪官恶霸，好人才得以鸣冤昭雪，可见在民间流传之中御史权力之大。
实际中也是如此，满朝文武没有御史不能碰的，明代很多权臣的倒台都是因御史一纸弹劾。
给事中创始于秦，历代均有设置，顾名思义，给事中是给事宫中，在皇帝左右，充当顾问。
洪武初年，朱元璋设给事中定为正五品。洪武六年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将给事中也分为六科，成祖时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给事中若干人从七品。六科属于特设机构，与各衙门不相统属。
六科给事中品阶不高，但权力很大，可以针对任何品级的官员进行弹劾，而且还可以对各衙门奏章进行封还，（即退回原衙门，宣布作废），即使是经过皇帝批红的奏疏也可以驳正。
此外，六科还可以参与大学士等朝廷重臣的会推，监督六部百司，考察地方官员，还可以督理刑狱，一切重大的人事、司法、监察要政都有权参与，可谓位卑而权重。
为了鼓励言官议政，明朝皇帝执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言官即使弹劾之事并非事实，皇帝一般也不会对其进行重处，如此固然鼓励了言官监督朝政的行为，但也助长了一些言官不顾事实，凭空诬陷忠良的恶习。于是，这一制度就被某些人利用，各自收买一些言官作为政治打手，肆意攻击政敌，从而加重了明末党争。
王永光在明末算一个奇人。他是河南长垣人（今属山东东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其时袁崇焕方九岁，资格很老。在天启年间先后做过户部、工部、兵部尚书，在兵部尚书任上对袁崇焕褒奖有加。
崇祯元年被任为户部尚书，未到任就改为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掌管军队系统以外的全国所有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力极大，古称冢宰，是六部尚书之首。这在今天也是一样，组织人事的首脑往往在各部门主官中权力最大、最受领导信任。
王永光在天启末年，魏忠贤和东林党争斗激烈之时，隔岸观火，两不相帮，而且也拍过魏忠贤的马屁，称颂魏忠贤“厂臣纯忠许国，正色立朝”。因而被东林人士视为阉党余孽。
在他出任吏部尚书这一肥缺之后，接连弹劾其依附魏忠贤，王永光心不自安，连章请辞，但是崇祯很信任他。
尽管有皇帝的支持，王永光还是觉得势单力孤，于是开始物色政治帮手，他看上了三个言官，袁弘勋、高捷、史范。
袁弘勋、高捷、史范三人都是御史，但声名狼藉，在天启末年曾经推荐过杨维垣、霍维华、贾继春，而此三人后来被打入钦定逆案。
袁弘勋拜为杨维垣义子，与其沆瀣一气。曾收受副总兵茅元仪五千两银子，答应保荐其为总兵，结果只得了一个赞画总兵。茅元仪就上门讨要，说袁弘勋事情没有办成，要求退给他两千两，袁弘勋坚决不退，二人在袁宅高声吵骂，满城皆知。
刘鸿训大力罢斥阉党分子，袁、高、史三人轮番上阵，猛攻刘鸿训，均被崇祯处分，袁听勘，高史二人“被辞职”。
刘鸿训垮台后，王永光看中了高史二人在攻扞刘鸿训时的凶悍狠毒，跳出来保举二人，想收为羽翼，以对付他的政敌。
崇祯二年八月，王永光上疏保举袁、高、史三人，理由就是一条：当刘鸿训大拜之初，举朝欣欣以为得人，只有此三人不约而同先后纠弹，后竟如其言，刘鸿训果然纳贿欺君。三人既有燃犀之照的先见之明，更有裂麻之勇的大无畏精神，和北宋神宗时御史中丞吕诲不畏权势弹劾王安石 “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越千载如出一辙，即传之青史，百代有光。
王永光之所以敢不顾自己吏部尚书的身份，如此露骨夸张的吹捧袁、高、史三人，是因为他号准了崇祯皇帝的脉—皇帝恨极了刘鸿训，谁能在刘鸿训掌权之时弹劾之，谁就是忠臣！，不管这弹劾之人名声如何之坏。
果然，崇祯批示：览奏，具见执直虚公。高捷、史范便着以原官起用，袁弘勋侯议，所司知之。
圣旨一下，朝野大哗，大臣们纷纷上疏反对。
言官们指出：高捷史范之奸险和弹劾刘鸿训完全是两回事。二人弹劾刘鸿训是针对刘罢斥杨维垣等，并未有先见之明揭发其纳贿欺君，再说刘鸿训擅改敕书一案查无实据，尚是悬案。刘鸿训招摇狼籍，有失大臣之体，是一人之身，瑕瑜原不相蒙；一时之议，邪正各自有别。
广东道御史马鸣世痛斥王永光：“史范、高捷为袁弘勋衣钵，袁弘勋为霍维华、杨维垣、贾继春等沙门，这些人一脉相授，薪尽火传。同样是革职言官，王永光对于惠世扬、任赞化禁锢如铁，令其终身不睹天日而对于香火情深、臭味相投之高史两邪臣则拔山举鼎，全力注之，援引不休，亦何以服天下之心而副统均之望也？总之，高史二臣欲恃王永光为主盟，王永光欲借二臣为先锋，故明知为公论之所必不容，举朝之所必不合，也要强行起用，使与诸臣分水火、角玄黄以淆乱清议，动摇国是，然后徐施其翻天覆地之谋。”
马鸣世一语道破王永光举荐高史的险恶用心，可谓目光如炬，但崇祯不为所动。
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革职御史重新起用需要都察院出具同意起用的咨文给到吏部，吏部才能发文正式起用。
因高史二人声名狼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推说因二人争议太大，需要体访公论，迟迟不予出具同意起用的咨文。
大学士韩爌等提出，高捷、史范应听都察院咨文再行起用。崇祯很不耐烦的说：诸臣成心偏见，自生烦嚣，卿等及院臣亦不得徇他所说。且台员起用，未必皆由院咨，该衙门知道。
高史二人望眼欲穿等着东山再起，都察院却迟迟不发咨文，二人迫不及待，亲自跑到都察院去索要，都察院说还在研究，高史二人仗着有皇帝旨意，肆口大骂，声震屋瓦，好不嚣张。
王永光见都察院死抱着制度硬顶，也就不予理会，直接以皇帝的圣旨为依据，下文起用高史二人为江西道和山东道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