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诸葛亮，身具管乐之才，未出茅庐三分天下，孤身过江舌战群儒，是何等经天纬地之才！怎奈出山太晚，曹魏虎踞北方，十分天下已有其七，天下大势已定，空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壮志，五出祁山徒劳无功，在秋风五丈原赍志以殁，空留下后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千古之慨。试想诸葛亮如果早出山二十年，在北方群雄并立之际争霸天下，应该会造就更大的功业。
崇祯皇帝也是如此，他不幸生在了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王朝末年。内忧外患、刀丛剑芒，连老天爷也执拗的和他作对，辛辛苦苦、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十七年，天下不但未曾大治，反而一天乱过一天，最后身死国灭，家破人亡。
曹雪芹在亲身经历了他家从赫赫扬扬、轰轰烈烈的兴盛到瓦解冰消，烟飞火灭的败落之后，以此为素材写出了旷世巨著《红楼梦》，书中贾府无可奈何的败落就是一切王朝、集团、家族败落的白描。他给立志重振家业却无功而返的探春写的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用来形容矢志中兴大明的崇祯是再合适不过。
崇祯之治以己巳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满腔热情、雄心勃勃，主要依靠的是外廷大臣；第二段强打精神、左支右绌，已不信任外廷大臣，重拾重用宦官的老路，而且越行越远。
他的失败主要受制于历史大势，也和他本人的性格、智术密切相关。
崇祯即位之初，他对大臣们期望很高，希望在他们的辅佐之下，可以起衰振敝，中兴祖业，大臣们也是满怀憧憬，欢呼天降圣主，除害救民，大明朝又有了新的伟大领袖。但很快，双方都失望了。
除掉客魏之后，崇祯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四海归心，他的威望达到顶峰。如同氍毹上的名角，刚亮相就是一个碰头彩，满眼是光彩锦绣，满耳是掌声喝彩。
大臣们对皇帝的称颂谀词潮涌，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语言之夸张，词汇之生猛，不让当年称颂魏忠贤之时。二者表象相同，实质有别，当年颂扬魏忠贤完全是言不由衷，或为攀附，或为避祸，而今讴歌崇祯，全然出于赤诚，真心为伟大领袖的文成武德敬佩不已，激动难抑。
福建道御史张三谟称颂崇祯：英龄御极，凡所举动，虽深山穷谷皆知尧舜复生，在廷诸臣日习神圣，梦寐之中亦应畏服。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杨鹤言：皇上求治甚殷，用人若渴。平台召对，言路弘开，主圣时清，千古无两
南京陕西道御史陜嗣宗声称：皇上明并日月，识超今古，
连刚正不阿的理学大师尹刘宗周也赞颂崇祯：圣德当阳，讨大逆、除大奸、厘大弊，一时作用已跨绝勋华而至于尧舜之道，所为继天立极者一一行。
凡此种种，不绝于耳，崇祯刚开始还不习惯，觉得大臣们言过其实，浑身别扭，颇有不自在之感，待到听得多了，也就安之若素，觉得并无不妥，不听反倒不自在。
崇祯元年正月，皇帝戒谕百官：“至今为始，各务涤濯肺肠，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誕慢之习，致偾国事…有挟私坏公、逞癔萤听，不从国家起念，专以窥瞷妄营者，朕不时廉察，绝不轻贷”语气冰冷严厉。
谕旨中命百官涤濯肺肠，好像大臣们的五脏都污浊不堪，必须经常用清水涤濯才能干净，之后才能给皇上实心办事。此话其中大有禅机，颇似于神秀著名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巧的是，清朝的皇帝也学了这一手，常常拷问大臣们的内脏干净程度，动不动就质问“是何肺腑？”
亦告诫大臣们要洗净肺肠。
崇祯接手了哥哥的烂摊子，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内忧外患，处处艰难。他恨不得一天就把衰弊已极的天下脱胎换骨，起死回生，重回洪武、永宣的盛世，因此处处显出急于求治之心。
有大臣规劝皇帝莫要性急，崇祯奋言言道“年来权奸窃柄，百度废弛，此时若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老子有一句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被历代政治家奉为圭皋。治理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家，必须小心谨慎，来不得一点急躁，如果不顾客观实际，急于求成，往往欲速而不达。
崇祯急于求治，为政自然严苛，对大臣们交办的事情往往要求在很短时间内办好，一旦不如他意，就严加责罚，很快就在朝堂形成了一股肃杀之气，大臣们动辄得咎，吓得畏首缩尾，原本很好的建议也不敢提，能办的事也不敢主动办，因为谁都知道不办事就不会出错，不说话就不会失言，办的越多，必定错的越多，说的越多，落的把柄也就越多，于是乎谨言慎行，噤若寒蝉，君臣出现隔绝。
崇祯元年十月，刑科给事中张国维言五事：英察宜敛、将顺宜戒、召对宜洽、刑罚宜衷、膏泽宜下。直接指出崇祯求治太锐，程效太急，英明太露、操事太切，以至于群臣不敢展布四体，君臣应有的手足之情太薄。
十一月，南京陕西道御史陜嗣宗奏称“年来玩愒因循，为日已久，功难骤求，化无速效，皇上但励精如一日，其意尝与内外大小臣民相关通不隔，而以慱大体要、精明仁厚为务，正如理丝拭垢，次苐渐进，赏一劝百，罚一惩万，天下不难治矣。
万一皇上果疑臣下之欺，臣下转生疑畏，疑畏不己必致厌薄，厌薄不己必生隔绝，将来谗间则虽日事召对，固无觧于君门九阍，阶前万里，天下事又何望焉？”
陜嗣宗最后建议皇帝多读古人之书、广开谏争之门，则聪明自开，心志自定，岂独天下不敢欺，亦谁能欺者？自古圣帝明王抚世御宇以服臣民而奏太平，道无出此矣。
这些意见都很中肯，也很及时，尤其是陜嗣宗所劝谏皇帝的以慱大体要、精明仁厚为务，正如理丝拭垢，次第渐进，正是改正崇祯治道的一剂良药，但崇祯听不进去，反驳说国事当玩弛之后，诸臣多积习苟安，使他焦劳综核，并非他为政不宽，责任全在大臣。
从以下三件事，可见崇祯的性格和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