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奏“虽是插部旧人，此时无不投敌者。其来讲市，定有建虏主使。若说无建虏在内，臣不敢欺君”

崇祯怒气渐盛“建虏逆天大罪，坏了祖宗疆土，残杀许多文武臣民，这个断无市赏之理！”

杨嗣昌依然进谏“皇上所言，春秋大一统之大义。但以臣观，国家用兵二十年，宫府盖藏、官私蓄积，无不磬归之流水。且杀戮多少生灵，未曾干出好事来”

杨嗣昌接着引用了舜帝征伐三苗的故事。

崇祯显得不以为然，重重的哼了一声“二十年来不曾干得好事，都是自家不振，无真心为国之人。那三苗想来不过是不来朝贡而已，如何比得建虏罪恶？”

杨嗣昌熟知典故，又很有耐心的引用了俺达封贡的例子。

崇祯摇了摇头，还是不认同，“也比不得俺答”

皇帝已经很不耐烦，不再和杨嗣昌在此问题上纠缠，转移了话题。问“卿昨日奏不烦多兵多饷，就能退敌，是何计策？”

听得出皇帝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以为杨嗣昌有什么奇谋密计。

杨嗣昌对“臣自知才短，请下公卿确议，臣原无此计策”

崇祯显得很是失望，叹了口气“一番建虏入，就要增饷增兵，条陈布置，许多经济直到虏来，不知那些经济哪里去了？可叹中国无人”

此话一出，在场的大臣们一齐低下头来，神情各异。

看见皇帝仍是不主张同清人缓和，几天后，杨嗣昌又上了庸才实负任使疏，进一步对他的安内攘外作了阐述。

疏中讲到：“今臣千见万见，千言万言，不离“体国”一念。不敢为臣一人计，避罪搏名，以快今日之听闻，而致他年之实祸也。”

看见皇帝仍是不主张同清人缓和，几天后，杨嗣昌又上了庸才实负任使疏，进一步对他的安内攘外作了阐述。

疏中讲到：“今臣千见万见，千言万言，不离“体国”一念。不敢为臣一人计，避罪搏名，以快今日之听闻，而致他年之实祸也。”

杨嗣昌为卢象升在宣大和西夷（已经归顺清朝的卜失兔）开市作了辩护：

首先经济利润丰厚。一匹布在中原不到一两银子，在边外可卖数两银子，一匹锦缎内地市价数两银子，在边外可卖数十两银子。明朝表面上和蒙古贸易，实际上是赚取清朝的高额利润，经济上有大利。

更重要的是，通过互市，可以缓清军数年之窥犯，免陵京震惊之虞，息宣云蹂躏之祸，解通涿真保日戒之严，舒蓟密关宁奔命之苦。

如此明朝赢得了最为宝贵的喘息之机，刚刚好可以全力平定流贼。

杨嗣昌最后说：边烽发难二十年，之外又加流寇继起，亦整整二十年。国家于边事之外，无端又在中原腹里地方消耗资财巨万万，杀生命巨万万。如果他人云亦云，不念国家安危。人曰用兵，他也跟着说用兵；人曰增饷，也跟着说增饷。对外强硬，大张挞伐，义正辞严，站在高高的道德高地上，轻易而得美名。但回头思之，于国于民毫无实用。

中原寇贼积久未平，纵横两直七省，何财可费？边方将士荷戈待哺，经年累月何人可杀？

杨嗣昌自称：他昼夜苦思，猛然骇汗交流，忽然惊血暴呕，而不敢告人。这封奏疏几乎要了他的老命。

四月十二，崇祯御经筵。下了经筵，留下户部尚书程国祥和户科、兵科二科给事中，又把杨嗣昌召来。

崇祯又重申了满清与俺答不同，说虽然兵不厌诈，在边臣便宜则可，在朝廷岂可如是？并告诫杨嗣昌以后不得听外边苟且之谈。

尽管皇帝语气严厉，杨嗣昌还是大着胆子回奏“臣仰体皇上视民如伤，念中原物力凋敝，所以有缓敌之策请裁于上。若云兵不厌诈，边臣便宜可行，而今边臣不敢自专，事事奏请明旨，奉旨议复，臣等从违两难。虽或非所宜言，不敢不渎圣听，盖为是也”

崇祯没做回应，转而问户部剿饷之事。

由于崇祯残忍好杀，大臣们前车之鉴数不胜数，因此个个战战兢兢，不敢擅自做主，独立任事，边臣尤其如此。

边臣们明知道以明朝现有国力，无法同时应付国内的流贼和国外的满清，想同意满清与明朝互市的要求，暂时维持和平关系，以全力镇压农民军。但又惧怕崇祯的严厉，故而请旨，而崇祯却不明确表态，只是让边臣便宜行事。自从袁崇焕便宜行事便宜的被磔死之后，哪个边臣敢把崇祯的便宜真的便宜？

他们都坚持皇帝下明旨，给个痛快话，不要事前吞吞吐吐，事后概不认账。

但是崇祯就是不给。这次被杨嗣昌逼得没办法，总算明确表态：插部旧人可以开市，满清绝对不行。杨嗣昌已经奏的很清楚，所谓插部旧人也是受满清主使，但崇祯的首要考量是维持明朝的体统，虽然清人在背后操纵，只要前面不出现就可以。总之，他只要看到的是曾经温顺的蒙古部落在和明朝互市就行，至于背后谁在操纵，谁在得利可以不去深究。

杨嗣昌的迅速蹿红，加上他不和主流舆论合拍，多有惊人之论，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崇祯十年十一月初八，有人在杨嗣昌寓所贴匿名帖子。大骂杨嗣昌变乱祖制，大肆猖狂，举朝文武钳口结舌。斥之则皇家之福，容留则祸起萧墙。

杨嗣昌把情况向崇祯汇报，崇祯命把匿名贴烧毁，指令厂卫、城捕等衙门严时究治。

这些无名揭帖杨嗣昌虽然气愤，但并不惧怕。而一位著名的清流的弹劾倒是搞得他甚是狼狈。

崇祯十一年上半年，天象出现异景。金星连续五十天出现在白昼，按照星象之学是刀兵之灾，进入四月，本已是初夏炎热之时，山西却下了大雪，冻死牲畜无数。四月十六，又发生了月食荧惑（月星盖住火星，也是大灾之象）的异象。

种种异象，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惊动了崇祯皇帝。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理论，天象示警是由于帝德不休，是上天对皇帝发出的警告，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崇祯脱下常服，穿上青袍在宫中沐浴修省，并亲自写了拜表，祷告上天，祈求免去灾祸，照例每天吃的御膳也减了几道菜，以示诚心。

听说皇帝斋戒祈天，杨嗣昌上了一道奏疏。

他先安慰皇帝，说月食五星，历朝都有，是否酿成大祸则要看当时的具体形势和皇帝的德行如何。言外之意是以崇祯高于天齐的德行必能大灾化小，小灾化了。

拍皇帝的马屁并不稀奇，也不丢人，这是一名大臣的基本素质。耐人寻味的是杨嗣昌举了历史上三个月食荧惑的例子。

一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月食荧惑，当年无事，第二年匈奴来五原（今内蒙包头）求款。

二是唐宪宗李纯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月食荧惑，年内唐廷招抚了跋扈不臣已久的魏博军阀田兴。

三是北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月食荧惑，当年无事，第二年赵光义灭北汉，统一中原，遂即乘胜北伐辽国，在高粱河大败而还，赵光义身中一箭，抢了一辆驴车才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