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是风烛残年的明朝身上久治不愈的两大重症，如再不能有效解决，性命堪虞。

危难关头，崇祯选择了杨嗣昌。

杨嗣昌少年得志，万历末年已经为官数任。崇祯在信王潜邸之时，读过杨嗣昌所著《地官集》（其在户部任职时的文集。武则天曾把户部改为地官），对杨嗣昌办事勤敏颇有印象。

崇祯三年，杨嗣昌任河南汝州兵备道，在后金入犯京师之际，带一标人马北上勤王，崇祯对其又有了忠君的好感。

忠君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是君主时代首要的政治品质，勤敏有说明办事得力，如此一来德才兼备，符合崇祯的用人标准。

从此，杨嗣昌一路高升。崇祯先把他放在最能考验官员能力的辽东检验其成色，先任关内道，再升山永巡抚，前后四年。

也是杨嗣昌命好，这四年间，只有崇祯四年他刚到关门赴任时发生了大凌河之战，其时他在山海关处在后方，前线战事有孙承宗和丘禾嘉负责，因此大凌河城溃杨嗣昌并未受到处分。之后三年，后金并未大举攻打辽东。

崇祯七年九月，宣大总督张宗衡因抵御后金不力被革职，杨嗣昌继任，到崇祯八年七月丁忧守制，中间宣大也无战事。杨嗣昌顺顺当当。

因此，在张凤翼死后，崇祯挑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被皇帝在丁忧中重用，激动不已，顿时有一种知遇之感。在陛见的第二天，就上了一封《犬马十年遇主疏》，把今日应对危局之根本概括为三句话，十八个字“安内方可攘外，足食然后足兵，保民斯能荡寇”

崇祯批示，奏内事宜，可恭请召对。

几天后，杨嗣昌又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对他的方略进一步作了阐述。

杨嗣昌提到：在夺情起用他的圣旨中要他料理安边荡寇二事，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而他认为必安内方可攘外，即中原的流寇要比辽东的逆奴危害更大，必须先平灭流寇才能抵御清人。

接着，杨嗣昌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天下大势好比人身，京师为元首（脑袋），辽东宣府蓟州各边为肩臂，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中原之地则为腹心。

人之一身，自然元首为重，所以必须保卫北京安全。满清侵扰各边，突入内地，乘之甚急，而流寇肆虐腹心，为祸最烈。满清不可等闲视之，流寇更不可听之任之。

如果腹心脏腑强健无恙，则人元气满满，就可以内输精血，外运四肢，仰戴元首屹立天地之间，从容应付肩臂之患。假如腹心流毒，脏腑溃烂，则精血日就枯乾，四肢自然衰朽无力，何以仰戴元首？

由此，杨嗣昌得出结论：如今内忧甚于外患，剿寇先于御虏，攘外必先安内。

主要矛盾抓住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杨嗣昌提出了他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网学说。

流贼起于陕西延绥，蔓延于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广、四川、江北、庐（州）凤（阳）、应（天）安（庆）八境。如今，山西境内基本荡平，河北暂且无事，四川时戒不虞，流贼大伙集中于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之间。

剿灭之法就是在上述流贼聚集之地，布一张大网。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处流贼活动猖獗之地为四正面，此四巡抚为专剿；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处较为平静之地为六隅面，此六巡抚为协剿。总体大致为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合起来就是一张十面之网。

网中的十位巡抚，主要职责是保境安民，守住各自辖区不让流寇突破，要旨是一个堵字。

歼灭流贼有生力量的重任则由三边总督和五省总理完成，二人所部专用于剿杀流贼，也就是卢象升所说的有剿法无堵法。流贼流向何处，督臣理臣就杀向何处，如流入潼关，总理即率部进关和总督会剿；如透出潼关窜入河南，则总督出关和总理夹剿。要旨是一个剿字。

如此一来，则布下天罗地网，又如铜墙铁壁，农民军陷在其中，如笼中困兽，无论如何挣扎冲撞，都撕不破这张十面之网，生生在网中被官军 斩尽杀绝。

这张十面之网 听起来美轮美奂、无懈可击 ，正是崇祯多少年梦寐以求的，他仿佛一个在漆黑一团的山洞中潜行之人，终于看见了前方的一丝光亮。

当然，任何事都需要前提和条件。十面网计划要成功，前提是网不能破，最好是刀剑难损的乌金丝或天蚕丝织就而成，十面之网只要被撞破一个窟窿，流贼就如水银泻地，夺路而出，十面网成了空网。

十面网实现的条件也很朴素，就是增兵增饷。

按照杨嗣昌的设想，要增兵十二万，以一年为期，十二万人需饷二百六十八万，力度之大，出手之阔，绝对是平贼史上空前的大手笔。

奏疏报上去之后，四月初二，崇祯命杨嗣昌会同吏户二部及该科确议之后速奏。

杨嗣昌同吏部尚书田唯嘉、户部尚书程国祥等就上述问题作了仔细研究，与会大僚一致赞成杨嗣昌的十面网之说，经测算后把杨嗣昌提出的增饷二百六十八万增加为二百八十万，最后形成报告上报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