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皇帝如此期盼，杨嗣昌不能再推辞，草草安排了一下家事。崇祯十年二月初一，在杨鹤墓前辞别父亲，洒泪登程。

杨嗣昌由湖南北上，取道湖北荆州、襄阳，行至襄阳发现有农民军在附近活动，急忙改道避让，进入河南境内，由南阳、开封方向前进。

三月初，杨嗣昌行抵保定，还是觉得守制起复非同小可，预感到此行进京可能会面临惊涛骇浪，又上疏请求回乡守孝，崇祯指示：起复前谕已明，不必再行控陈，让他速速进京赴任。

三月二十五，杨嗣昌抵京，第二天陛见。他把一路上穿的孝服脱下，换成青袍角带，朝见皇帝。

从崇祯元年九月十九日，杨嗣昌第一次觐见崇祯，时隔八年君臣重逢。

第三节★★安内与攘外

杨嗣昌受命北上，路上走了近两个月。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索明廷今日安内与攘外的问题。

到了崇祯十年，明王朝的危机愈发严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内部的农民军起义已经持续了十年，明廷经过主抚到主剿的国策转变，动员全国力量剿杀流贼。先后斩级二十余万人，斩级以外的数字更为庞大，击杀了不少农民军首领，崇祯九年孙传庭更是在黑水峪生擒了天下第一巨贼闯王高迎祥。但是农民起义的烈火始终没有被扑灭。

连年饥馑和赋税沉重，不断有新的饥民加入农民军，长期拖欠军饷又导致官军不断哗变转身投入农民军。因此虽然各路兵马天天报称斩杀多少流贼，但流贼越剿越多，剿而不灭，从陕西剿到山西，再到豫楚江北，农民军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曾经的剿寇健将洪承畴在陕西被闯将李自成缠住，始终无暇东出潼关和东路明军合力会剿豫楚江北境内的农民军。

崇祯九年五月，高傲的崇祯皇帝破天荒的下了一道诏书，要大赦山陕胁从群盗。

“朕仰承天道，俯御万方。念此军民，谁非赤子？止因官贪吏狡，年岁凶荒，致饥寒所迫，甘做非为。一二无知，渐至胁从遂众。数年来无辜被僇不知凡几矣。朕痛心恻念，寝食靡宁”

皇帝开宗明义说的很诚恳，指明流贼肆虐是因为天灾人祸逼得良民为盗。

接下来就说让各地官员把此诏书到处宣讲，所在抚按要大书榜示，耐心开导。如有流贼悔罪投诚，改邪归正，马上就可以称作“救回难民”，解散归农。如执迷不悟，错过此良机即后悔无极，各路官军必将其合力夹剿，斩尽杀绝。

这里话说得很漂亮，只要流贼放下武器投降，不管犯下多大的罪，一律赦免，马上就变成救回难民可以回原籍做安分守己的良民，从此过太平日子。

最关键的问题—流贼如何安插，如何使其生活有基本的保障，不再在饥饿线上挣扎，诏书一句未提，因为这需要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而再漂亮动听的语言也解决不了原始的生理问题—饥饿。

流贼中虽然没有举人进士，但对吃饭的重要性的敏感程度不比帝王将相差。可想而知，皇帝的大赦诏书应者寥寥，流贼还是流贼，每天还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吃饭问题。

关内如此，关外也是危机重重。

从万历四十七年起，明朝与建州女真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兵连祸结，暴骨成丘。明廷几乎丧失了整个辽东，仅保有关宁锦长四百里，宽四五十里的一条狭长区域，用微弱的声音向天下昭示明朝在辽东的存在。

关内如此，关外也是危机重重。

从万历四十七年起，明朝与建州女真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兵连祸结，暴骨成丘。明廷几乎丧失了整个辽东，仅保有关宁锦长四百里，宽四五十里的一条狭长区域，用微弱的声音向天下昭示明朝在辽东的存在。

明金交战二十年，明朝明显处于下风，只有袁崇焕在辽东取得两次守城的胜利。

在辽东，明朝完全处于守势，而清朝却可以随意而为，战争的主动权一手把持。宁锦坚固一时难破，就绕道蓟州宣大，破长城而入。

崇祯九年，林丹汗病死，清朝吞并了整个漠南蒙古，势力大增。从此东起辽东，西至青海，五六千里之地都落入清人之手，明清正式形成南北朝对峙，而清人居高临下更占地利。

皇太极势力不断扩大，与明朝议和之热情却不减，但每次都被明廷拒绝。由此以明人看他不起拒不和好为由，频频入犯关内。

崇祯二年到崇祯九年，后金先后三次入边攻掠，间隔越来越密，破坏越来越烈，而明廷空有百万兵马却无法对入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只能坐视其攻城掠地。

更为诡谲的是，远在辽东的满清和纵横中原的流贼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却好像天生默契，一唱一和，渔歌互答，合力摧伐明朝这株三百年老树。

崇祯九年，清军入犯京畿，崇祯慌乱之下，把正在豫楚剿寇的五省总理卢象升调来护驾，待到清兵退走，崇祯没让卢象升回去镇压农民军，而是将其留在宣大抵御清军。

卢象升转任，农民军少了可怕的对手，马上又发展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