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杨鹤所料，神一魁受抚在起义军中震动极大，此时，吴甡又奉旨在延安开赈，吸引了很多饥民回乡领赈。双重效应下，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出现了第一次受抚高丨潮丨。著名首领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独行狼、郝临庵等纷纷受抚。

很快，杨鹤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直接导致了他抚局的失败。

看到到处张贴的朝廷招抚榜文，饥民们纷纷放下刀枪来到官府规定的地点受抚，招抚官逐一登记之后，发给他们免死票，凭票回原籍，但却没有钱粮可发。

受抚后的流贼捧着免死印票回到原籍，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无粮度日，无银买粮，又陷入了往日的窘境。生存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苦捱数日后，又成群结伙，啸聚山林。

有的饥民回到原籍，因其曾经为贼，打家劫舍，被本乡之人歧视，很难融入正常生活，原先和睦的同乡关系不复存在。这些人被边缘化，得不到同情和尊重，被人戳戳点点称之为贼，人前背后抬不起头来。一段时间之后也重操旧业，再次投入农民军。

五月十五，杨鹤移镇耀州（今陕西耀县）。六月，王嘉胤在山西阳城山中被临洮总兵曹文诏用计斩杀。声势最大的两大巨头一死一抚，杨鹤深受鼓舞，向朝廷恭报剿贼情形。

“神一魁受抚，王嘉胤被斩，榆林久旱得雨，山西方面也放开关卡，运粮过黄河接济陕北，韩城宜君洛川等处流贼纷纷求抚，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他始终不敢盲目客观，妄称一举荡平。

杨鹤宣称流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因此他坚持剿抚并用，以剿行抚的原则， “剿一处就抚一处、安插一处、善后一处，善后之后仍高度戒备，保持剿灭的态势，这才是真正的荡平”

关于善后，杨鹤提出

一是禁暴止乱不可一日无兵，申请增兵加饷

二是真心招抚解散，申请把吴牲赈济结余的一万八千两银子用于安抚之用，不足部分再加增补。解散安插之后，由州县官加意抚摩，开垦荒田，恢复生产。

杨鹤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指出：流贼之乱，首尾四年，祸延秦晋两省，杀将攻城，覆尸流血，乃秦中一大劫数。今日之事，如果扫荡不清、善后无法，将一局不完，前功尽弃。目前看似增了不少兵，耗费钱粮，后来将恨今日增的少，这不需要多大的智慧都会看得出来。

杨鹤还敏锐的指出：三秦治乱关系海内安危，更甚于辽东。对此朝廷必须要高度重视，不可吝啬兵饷，遗恨千古。

历史证明，杨鹤的预测无比正确！

最后，杨鹤深情的怀念起已故十几年的神宗皇帝，慨叹神宗皇帝真是圣人，出兵朝鲜平日本的丰臣秀吉，宁夏平啺荨⒉ブ萜酵了狙钣α魑鞣ィ蚩私荨６笔蔽煜滤覆〉恼魇湛笏埃袢湛蠢词呛纹涞挠⒚鳎媸鞘ヂ窃ㄎⅰ�

至此，陕西的民变已持续四年，依旧难以平灭，核心问题不在于农民军不愿意受抚，而在于受抚之后，数十万变军和饥民如何安插善后。

变军回到部队，要发饷；饥民回到农村，生存要吃饭，生产要物资，这一切都需要巨量的银子、粮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而不是动听的言语。

而当时的明朝政府，举步维艰，财政犹成问题。后金兴起后，取代蒙古成为明朝的头号外敌，明廷为了应付辽东战事，投入了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没有大规模战事，仅关宁军费每年就要四百万两。战事激烈的天启二年辽东军饷开支达一千万两，已经是户部太仓库收入的两倍多，财政濒临破产。

无奈之下，明廷开征了辽饷，到崇祯三年，先后加征三次达到每亩九厘银，仍然入不敷出。

要稳妥地解决陕西民变的解散安插善后事宜，需要百万以上的银两。明朝国库空虚，户部根本拿不出来，崇祯也不愿意忍痛从内帑支付，解散安插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也就做不到杨鹤所说的真解散、真安插，民变的根源没有解决。因此，大面积出现了刚刚招抚解散了大批农民军，不久又揭竿再起的旋抚旋叛现象。

对于陕西民变，崇祯一开始的态度基本和杨鹤一致，他也清楚民变的根源。但一当各级官员请求蠲免、截留陕西赋税用于招抚流民，崇祯就很不情愿，如遇到请发内帑，崇祯更是不肯甚至恼怒。

一直拖到崇祯四年，才给了吴甡十万银子去赈灾，他以为已经是大开隆恩。后来有大臣认为远远不够，请求再发，崇祯根本不再理会。

崇祯的态度在崇祯四年五六月间发生突变。四月，民军首领王左挂在受抚后又欲复起，被陕西巡按李应期和延绥巡抚洪承畴所杀。崇祯得知后责问李应期“王左挂既降，何又杀之？”，一个月后，针对同一事件，崇祯话锋一转，又说“贼势猖獗，招抚非是，杀之良是”

此刻的崇祯已感觉到陕西民变不是靠十余万两赈银就可以解决，索性不如大开杀戒，强力剿灭，放弃了他先前的流寇亦我赤子的初衷

对于崇祯态度的变化，杨鹤没有及时察觉，更谈不上立即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