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总督既要治理陕西，又要抵御边外的蒙古，关系匪轻。武之望死后，由吏部主持推举继任者。

这时候朝野上下都知道陕西大乱的消息，京官们议论纷纷，一致认为陕西是险恶之地，等同于辽东。三边总督虽然尊贵，还是不如身家性命尊贵，都不愿意去，推来推去，吏部推出了杨鹤。

杨鹤，字修龄，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之后出任陕西雒南知县，后转任长安知县，有在陕西的工作经验，对当地的风土民情有一定的了解。

万历四十年（1612），杨鹤调京出任御史，之后又巡按贵州。

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丧师，人心浮动。杨鹤上表举荐熊廷弼、张鹤鸣、袁应泰等人，并批评朝廷举措失宜，说万历皇帝优柔寡断。当时批评皇帝成为一种常态，神宗也早已经习惯，因此并未责罚杨鹤。

天启年间，杨鹤接连丧了父母，在家守孝，后来又被魏忠贤除名。崇祯元年，杨鹤被起用为左佥都御史，很快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成为都察院的第三把手，是货真价实的高级干部。感恩图报，人之常情，杨鹤得到重用，对崇祯皇帝感激不已，宣称“主圣时清，千古无两”，对大明中兴充满希望和信心。

经过对时局长时间的思考，杨鹤发表了著名的“元气说”。他指出：治理天下的要诀在于培养元气，如今天下三大元气均已大伤。万历末年以来，大兵大役，民间赋税沉重，人民难以承受，百姓元气已伤，民穷财尽，怨声载道；辽东后金作乱，贵州、四川土司造反，朝廷军队死伤惨重，暴骨成丘，封疆元气已伤，国家军事实力衰弱；大臣党争不断、彼此倾轧，魏忠贤乘机陷害忠臣，士大夫元气已伤，政治风气败坏。大明好比重病初愈之人，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

杨鹤之言，正中时弊，与许多有识之士的看法不谋而合，得到很多大臣的赞同，一时以为名言，传颂朝野，杨鹤也声望大增。

吏部推举名单公布后，杨鹤再三推辞，理由也很实在：没有带兵经验，“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名言）”此外，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种官职，历来罕有外任的先例。但吏部还是坚持杨鹤是合适人选，反映到皇帝那里。

暮春四月，崇祯在平台召见了杨鹤。殿外鸟语花香，暖风熏人，崇祯心情很好。杨鹤话不是很多，但举止得体，谈吐文雅，又素有清廉的美名，皇帝先有了几分好感。询问了杨鹤的履历，杨鹤如实奏报，讲到早年曾在西安为官时，崇祯轻轻哦了一声。

随后，崇祯传旨：杨鹤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三边，即日出京上任。

君命如天，杨鹤再难推辞，跪下领旨谢恩。

临行之际，崇祯问杨鹤“此去陕西，操何方略剿寇安民？”杨鹤一下答不上来，略一沉吟，奏道“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这十个字答非所问。皇帝问的是眼下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剿寇安民的具体方案，杨鹤答得是他的为官之道和个人修养，非常的含糊笼统，可以放在任何环境之下。不过崇祯没有继续追问，微微颔首，好像对杨鹤的回答很是满意。

杨鹤到了陕西，已是崇祯二年夏天，灾情丝毫不见好转，民变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杨鹤四处走访，调查灾情和匪情，感觉形势严峻，比他原来设想中严重得多。

半年之后，等他对局势刚刚有了头绪，己巳之变发生。杨鹤接到圣旨，命他速调陕西五镇精锐兵马星夜入援京师。于是，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临洮五镇总兵带一万七千精锐部队东进北京。一直到崇祯四年才陆续开回陕西。

经过多方调研，杨鹤发现，陕西盗贼蜂起之原因是陕北连年大旱，百姓饥饿无着，被迫劫掠求生。其中固然有奸恶不法之徒，但主体是饥民和饥军。其情可悯。其事堪怜。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从上古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杨鹤作为自幼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标准的士大夫，民本思想深植于心。他目睹百姓因饥为盗，迫不得已，除了天灾严重，更有朝廷失于抚恤的责任，将其安抚为民应该是第一感觉。通过观察，他又看到，所谓剿寇安民，其实是一回事，民安寇自平。

杨鹤又给朝廷算了一笔账，剿贼需要动用大批军队，耗费大笔军饷，抚贼需要发银发粮解散安插，也需要大量金钱。但剿贼即是花钱杀人，抚贼是花钱安人，杀人太多杀孽太重，上违天和，安插解散则盗化为民，救人性命，胜造浮屠。

由此，杨鹤提出，对陕西民变宜用抚局。

第三节★★迟来的赈银

明朱元璋确是一位天才，称得上是算无遗策，生前为后世子孙设计、制定、推行了周密详尽的各种办法，以防大权旁落、天下大乱。

单以救灾而论，朱元璋年轻时也曾当过饥民，深知灾荒对人民的摧残之烈及对政权稳固破坏之巨。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做了皇帝，就下旨让在其统治区内，每一县都要在境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设立粮仓，以备荒年赈济灾民。这些救济仓的设立对缓解灾情，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

待到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各地的预备仓尽皆无存。崇祯元年的陕西大旱，陕北地区根本无有官仓可以济民。

陕西地方当局面对灾情，除了冷漠就是无奈，延绥巡抚岳和声倒是把他的俸银捐出，买米熬粥施舍给饥民。可是他的俸银每月不过百两，当地斗米四钱银，饥民数十万，全部熬了粥，也不够多少人喝，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当然，岳抚台这种高风亮节还是值得肯定，足供后人学习。

崇祯元年，行人（官名，掌管颁发诏书、册封爵位等）陕西人马懋才目睹家乡安塞百姓大饥，饥民相食，惨绝人寰之景，身心大受刺激，回京后向朝廷上疏陈述灾情，痛陈延绥灾情严重，岁饥米贵，民贫盗起，请速发帑金赈济以救百姓，以消除祸萌。

崇祯看了，几乎不相信在他抚御之下的大明国竟有此等人间地狱，着实伤感了一回，批给各衙门研究处理。此时中央才对陕西灾情之重，百姓之惨有了一个较为真实直观的感受。

闰四月，户部尚书毕自严针对马茂才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陕北灾情确实严重，皇上打算宽恤赋税，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陕西四镇无不倚赖地方民运补充军饷，民运不可蠲免，辽饷加派也不可蠲免。户部只有一万四千两银子可用于赈济，如今只有缓征一法，可将延安、庆阳二府灾情最严重的安塞、米脂等十州县的民运及加派秋后缓征，以苏民困”，崇祯批示同意，并没有对陕西开展大规模的赈济。下旨把陕西崇祯元年、二年的田赋、辽饷截留二十万两，户部再筹措十万两，共三十万两先给延绥部队发军饷，还有一万四千余两，以济饥民。这一万四千余两专项赈灾款是用于全省，受灾最重的延安府分得三千零四两，庆阳府分得八百八十两，真是好一笔巨款，其效用几何可想而知！

古代的中国统治者，脑子里并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他们的觉悟也到不了这么高的层次。但是，统治阶级中稍微有些头脑的也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过着酒池肉林、纸醉金迷的奢华糜烂生活，正是靠天下千千万万尘头垢面、胼手胝足的小民百姓的辛苦劳作。因此，要予以老百姓一定的活路，以供其搜刮压榨。

陕西大旱，人民困苦颠连，崇祯作为一国之主，他有拯救黎民的政治责任。身为皇帝自称天子，并不只是安享世间第一荣华富贵，也要保障天下臣民的生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