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在辽东和明朝开战后，明廷的财政雪上加霜，虽然在崇祯四年前已先后加征了三次达到每亩九分银，依然入不敷出。辽饷是专款专用，开征辽饷，使得原先供应九边的旧饷地位下降，得不到保障，开始出现大量积欠，在陕西尤为突出，部队欠饷都在一年以上。
崇祯元年三月，三边总督史永安会同延绥巡抚岳和生、陕西巡按李应公联名上奏“延绥镇欠饷从天启元年到七年，累计达一百五十余万两，积欠至二十七个月。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纷纷聚集到官衙讨饷闹事，麾之不去。有的脱去衣服鞋帽卖掉以求一饱，有的卖掉弓箭刀枪换取升斗粮米，还有的饥饿难忍在集市上插标卖首，更有甚者关门自尽，种种惨象不一而足。军队军心不稳，哗变随时可能发生。提出截留陕西辽饷二十万两以充陕西部队军饷”
同年三月底，临洮部队缺饷鼓噪，四月，延绥巡抚岳和声报称延绥部队因欠饷聚众闹事，围攻将领官署，又把全营马匹拉至通衢大路，叫嚷朝廷全年不给草料，士兵无法喂养马匹。
明朝后期的军队以雇佣军为主，军士要用军饷养活一家老小，并非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两三年的欠饷，使得军士家庭生活难以维持，基本的尊严得不到保障，心中蓄积对长官和朝廷的怨恨日益膨胀，如同愤怒的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明朝为和后金作战，从陕西多次抽调大批部队赴辽东参战。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明军大败，参战的陕西部队死伤惨重。有很多从战场上直接逃回陕西，因惧怕军法惩治，不敢再回原部队，就在山西陕西交界落草为寇，劫掠富户。
陕西地方千里，到处都是高山深谷，是农民军天然的洞天福地。
到了崇祯元年十月，农民起义已经遍及陕北和关中地区，大小数百股，千百为群，绣衣黄盖，列帜鸣茄，横行乡野。各处饥民，纷纷加入，声势浩大。
这时候明朝陕西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却漠然视之，各有怀抱。
崇祯皇帝正在忙于清算阉党和处理枚卜之争，此外就是关注辽东事务。
陕西最高领导三边总督先是史永安，崇祯元年六月换成武之望。陕西巡抚是胡廷宴，延绥巡抚是岳和声。
武之望（1552-1629年）是陕西临潼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资格很老，学问也很大，号称关中鸿儒，同时还是著名的医家。因幼年多病，专研医术，居然成为 一代名医，尤精于妇科。
武之望个性很强，脾气刚烈，虽然很早就中了进士，但在官场中很不得意，中间曾一度辞官回乡，闭门读书。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武之望已是六十七岁，又出山为官，当了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负责管御马，和孙悟空是同行。
天启四年，年过古稀的武之望出任登莱巡抚，节制东江镇，成了毛文龙的上司。
垂暮之年当了封疆大吏，武之望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到任之后频频给毛文龙下令，催促他收复失地。毛文龙开始还照顾上司的面子，敷衍几句，待到后来就置之不理，但武抚台颇有耐心，不厌其烦的下指示。
这下惹得毛都督不耐烦了，反过来指责武之望不按时足额供应东江军饷，拖累他恢复辽东。武之望生气，摆出上司的体统申斥毛文龙，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毛文龙反唇相讥，施展他天下无敌的辩才，夹枪带棒、阴阳怪气的对武之望从头到脚好一顿讽刺和挖苦，大有诸葛亮骂王朗之势，把这位关中鸿儒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讲学问，毛文龙差得远，比骂人，武抚台望尘莫及，常是一开口，就被毛文龙呛了回来。毛文龙用的那些词汇有些是他从未闻见，有些是极普通的词语字眼，一到毛文龙口中经过排列组合就化腐朽为神奇，杀伤力大增，噎得武之望哑口无言。无奈之下，武之望痛斥毛文龙为安禄山、史思明再世，实在难以共事。
当时毛文龙风头正劲，武之望撼他不得。熹宗把武之望调任南京。
崇祯元年六月，三边总督史永安被免职，武之望继任。关中鸿儒在望八之年衣锦还乡，出任陕西最高军政长官，本想风风光光的给乡党们做几件大事，安度晚年，却运气太坏，刚好遇上三载奇荒。
也是凑巧，另两位陕西地方大员也是年迈之人。
陕西巡抚胡廷宴，福建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延绥巡抚岳和声，浙江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二人算来也都年过花甲。
六十岁在今天来说不算老，正是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可是在古代，差不多已接近生命的终点。
人到了老年，安于现状，不想做大的改变，大多时候都会沉浸在往事的回忆当中，喜欢安静，讨厌多事。
在明王朝最严重的社会危机爆发之际，三位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刚好是三位老叟。
崇祯元年，已有大量的饥民抢掠事件，有的甚至公然抢劫官府的粮仓。基层官吏来到西安向巡抚胡廷宴报告，胡廷宴开始还询问两句，做几句指示，让地方官好生安抚饥民，对于其中抢掠官府的凶悍之徒严惩不贷。后来来报告的越来越多，天天都挤满大堂，搅得胡巡抚不得休息。胡廷宴大怒，将汇报之人施以乱棍，斥责道“天旱无雨，饥民无食起而闹事，偶有抢掠，本是历朝皆有之常事，何来大盗剧贼？本抚岂不知晓，尔等何须张大其事？待得明春雨落，五谷丰登，饥民各安其业，盗贼自无”。
此事传出，百姓们给胡廷宴起了个外号“省城贤主人”。
胡廷宴的愿望很好，但他做不了老天爷的主。崇祯二年还是滴雨未降，灾情继续扩大，各地饥民蜂起，声势越来越大。陕西地方当局再也无法掩盖，只得向朝廷奏报。
崇祯接到奏报，一看也是老生常谈，陕北十年九旱，饿死些人，出些盗贼，原不甚稀奇，批给兵部处理。兵部奉旨核查开始落实责任，很自然的出现了扯皮。
胡廷宴说盗贼源自延绥镇的边兵，是岳和声御军不严；岳和声不服，申辩说分明是饥民作乱，来自胡廷宴的辖区。
陕西巡按吴焕经过调查后报称“盗贼既有边兵为成分的边贼，也有饥民为成分的土贼，本年盗贼人多势众，多是快马驰骋，动辄数千人。究其根源，则是胡廷宴、岳和声二人一味推诿掩盖，酿成大祸”
当年十二月，胡廷宴救灾不力被免职，刘广生接任。崇祯二年四月，岳和声被免职，张梦鲸接任。岳和声临死之前，把私田两百亩捐出助饷。
而那位三边总督关中鸿儒武之望，耳闻目睹都是良民饿毙、易子而食、饥民作乱，眼看着局面失控，却束手无策，痛感身为总督而不能救民平寇，于崇祯二年三月在满怀忧惧中死去，终年七十八岁。道路传闻，以讹传讹说是服毒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