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帝系表（1368-1644）定都：北京

1洪武朱元璋

1368.1-1398.6

41-71

皇太极朱标

1355-1392

3永乐朱棣(四子)

1402.7-1424.9

43-65

成祖长陵

2建文朱允文(长子)

1398.6-1402.6

22-

4洪熙朱高炽(长子)

1424.9-1425.6

47-48

仁宗献陵

5宣德朱瞻基(长子)

1425.6-1435.2

28-38

宣宗景陵

6正统、天顺

朱祁镇(长子)

1435.2-1450.9

1457.2-1464.2

9-23、31-38

7景泰朱祁钰(次子)

1450.9-1457.2

22-30

英宗

裕陵

8成化朱见深(长子)

1464.2-1487.2

18-41

宪宗

茂陵

兴王朱右杬

1476-1519

9弘治朱右樘(三子)

1487.2-1505.6

18-36

孝宗泰陵

世宗

永陵

11嘉靖朱厚囱

1521.5-1567.2

15-60

10正德朱厚照(长子)

1505.6-1521.5

15-31

武宗康陵

12隆庆朱载后(三子)

1567.2-1572.7

30-36

穆宗

昭陵

13万历朱翊钧(三子)

1572.7-1620.8

10-58

神宗定陵

14泰昌朱常洛(长子)

1620.8-1620.10

39-39

光宗庆陵

熹宗

德陵

15天启朱由校(长子)

1620.10-1627.10

16-23

16崇祯朱由检(五子)

1627.10-1644.4

18-35

第三节 陷登州

吴桥反了孔有德！屠了王家大院之后，叛军闯入县城，洗劫一空，抢得数百匹头骡马，呼啸而南。数日之内，攻陷陵县，临邑、商河，远近大震。

明朝在山东的最高的军政长官原是山东巡抚。自有辽事之后，因熊廷弼倡导三方布置之说，天启元年，从山东巡抚职权中分出登州、莱州，新设登莱巡抚，首任登莱巡抚为陶朗先。崇祯元年九月，时任登莱巡抚孙国祯被免，蓟辽督师袁崇焕为统一事权，奏请朝廷裁去登莱巡抚。袁崇焕被拿后，明廷复设登莱巡抚，孙元化算是第六任。

登莱巡抚只下辖山东半岛北部沿海的登莱二州，地盘不算大，但在行政级别上和统辖整个山东的山东巡抚平级，都是手握军民财政大权的军门。

此时的山东巡抚是余大成。余大成原本是正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己巳之变中，因成功劝说袁崇焕修书祖大寿有功，崇祯外放他为山东巡抚，成了一方诸侯。

余大成为官清廉，操守不错，如果在太平年月，会是一名德政爱民的好官。山东地处中原腹地，元末之时，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与红巾军田丰曾在山东鏖战多年。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又在山东东昌运河一带和建文朝廷盛庸等人激烈战斗。此后两百年间，山东境内基本太平，百姓安乐，不闻兵戈。

到了启祯年间，明朝走向衰亡，山东也开始不太平了。

余大成上任不久，山东境内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老百姓纷传大劫将至，弥勒降生，纷纷起来反抗官府。州县各官向巡抚衙门告急，请求速派大兵弹压。余大成不从，说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百姓无知误受奸人迷惑抗拒朝廷，待本院念他几卷经文即可平乱。

说干就干，余大成每日焚香沐浴，在巡抚衙门诵经祷告。所幸本次起义规模不大，在州县官吏的疯狂镇压下最终平息下去。余大成由此声名大噪，得了一个“白莲督院”的美称。

道臣谢琏拿住白莲教徒，送呈余大成发落，余大成说人性皆善，杀之无益，命把囚徒当堂释放。民间流传，既然逆贼也是良善，那么狗儿也有佛性，一时传为笑谈。

孔军作乱的消息很快报到济南，余大成开始不信。后来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指向孔有德确实反了，沿途破城杀将，正向登州方向杀来。

山东巡按王道纯在平原县，得知贼势猖獗，十分着急，写信给余大成，请他火速派兵剿灭。余大成看了书信，不以为然，说“孔有德是孙抚台的爱将，山东、登莱本是一家，乃一块土之兵，岂能做邹鲁之晎相比？”

到了十二月初六，叛军的声势越来越大，各地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余大成无奈，派中军沈廷谕率巡抚标兵，参将陶廷鑨率德州地方部队去剿灭孔有德。

山东两百年没有战争，地方部队平日鲜有操练，只是上级领导检阅时，手执刀枪排练一下，完全是表演性质。突然让他们去和东江的亡命之徒去拼命，结果可想而知。

沈廷谕是巡抚中军，平日里只管传令，山东州县官员拜见巡抚先要过他这一关，神气的不得了，此次出征，依旧是平日里视察地方的排场，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

正行进间，与孔军相遇，官军齐声呐喊，冲了上去。巡抚标兵在前，一交手就被叛军杀得血肉横飞，犹如砍瓜切菜，吓得掉头就逃。叛军紧追不舍，德州兵也抵挡不住，被杀得大败。沈廷谕见势不妙，也不得排场了，逃命要紧，急忙从轿子里钻出来，抓了一匹快马，落荒而逃，回到济南报与余大成。

朝廷得知叛军作乱后，崇祯下旨，责成余大成、孙元化二人戴罪协谋，激励将士，亟图自赎。

两位巡抚见皇帝语气严厉，不敢怠慢，相约在登州以西的黄山馆（今属山东龙口）相会，面商大计。

孙、余二人会面后，观点出奇的一致。都认为孔有德造反是事出有因，被逼无奈，只要朝廷大开生路，精诚所至顽石点头，孔有德定当迷途知返，报效国家。

孙元化对余大成说“孔有德走投无路之时，我将其收留并拔为将官，自问待他不薄，其所部皆是辽军精锐，与国家大有裨益。我此次必当以诚感之，对其晓谕皇上威德，令其全军来归，戴罪立功”余大成连连称是。

二人计议一番，余大成派与孔有德旧时相识的差官乙邦才，去叛军营中招安，承诺只要孔有德解甲而降，两位抚台决然不计前嫌。没想到乙邦才被孔有德打了四十军棍，撵了回来。

孔有德没给堂堂的山东巡抚面子，余大成脸上有点挂不住。孙元化倒不怎么意外，他觉得孔有德和余大成素无往来，此举不过是武夫骄悍本色，不足为奇。他孙抚台则不同，对孔有德有知遇之恩，前去招抚，他定然不敢无礼。

孙元化所料不差，他派去的差人孔有德待若上宾，让代禀恩抚，他为乱兵所逼，不得已才铤而走险，如今懊悔不及，只要恩抚不加怪罪，他愿率全军反正。

差人回禀后，孙元化很高兴，越发觉得自己有识人之明，孔有德果然忠勇双全。此时不宜进兵，以免孔有德疑惧，功败垂成。于是，和余大成就此别过，各回各家。临行之际，二人再次商定，为避免地方糜烂、生灵涂炭，对孔军作乱，决用“抚局”。

如此一来，在孔有德作乱初期，叛军力量最薄弱的时期，由于山东、登莱当局决意用抚，叛军未遭一刀一箭相加。孔有德并未停止脚步，就地投诚，而是长驱东指，直奔登州，一路之上，招降纳叛，队伍迅速壮大，已近万人之众。

叛军一路东行，如同狼群，不一日来到新城县，正是吴桥因吃鸡折辱军士的王象春的老家。王象乾已在两年前死去，享年八十五岁，可谓富贵寿考。他家兄弟七人都在朝为官，是当地第一豪门，高墙大院，牌坊高耸，目标相当明显。叛军毫不费力找到王府，齐声呐喊，杀将进去，王家三十余口被杀，只有数人逃脱。

十三日，孙元化行至掖县的朱桥驿，和登莱总兵张可大相遇。

本年十月，张可大本来已经奉调南京，登州老百姓闻讯流着眼泪苦苦挽留，张可大只得暂留几日。紧接着就发生了孔有德叛乱，张可大闻之大怒。他马上想起崇祯二年春，毛文龙诈称遇风，带兵船数十艘从登州海面登陆上岸索饷之事。

当时张可大刚到登莱出任总兵不久，闻讯急忙去见毛文龙。毛文龙架子之大、意态之骄、言语之妄，令张可大气炸肝胆，可是又不敢发作还得强陪笑脸，苦苦劝了半日方才送走那尊瘟神。回来之后，张可大惭愤难当，足有一个多月郁郁寡欢。

袁崇焕斩了毛文龙，张可大拍手称快，庆幸天下除了一害，连喝了一个月酒。不久，孙元化巡抚登莱，带来八千辽兵，其中一半是毛文龙旧部。张可大向孙元化进言，说毛兵野性难驯，终必为变，还是遣散为妙。孙元化不听，反而劝张可大莫要鼠肚鸡肠，他在辽东多年，深知辽人可用。

朱桥驿抚镇相逢，孙元化想起张可大当初之言，略有尴尬。张可大照顾抚台的面子，没有旧事重提，只是请令要去剿杀叛贼。孙元化道“我与余抚台已经商定，此事不可用剿，当用抚局，将军莫要进兵，随我回登州便了”

张可大听罢，道“孔有德狼子野心，仁慈难化，此时如不痛剿，恐必遭反噬，悔之晚矣”

孙元化摇了摇头，“将军差矣，其已有书信来，只要朝廷不去剿他，必来降顺。本抚出来多日，公务积压，先回抚衙料理，将军可随后回登受降”，说罢打马回了登州。

张可大见孙元化已走，思来想去，觉得抚台之言实在天真。点起本部人马，仍往叛军方向行去。

孙元化听得张可大不遵将令，仍旧追剿孔有德，不由得恼怒起来。即刻派亲军骑快马捧着他的令箭去追张可大。张可大见了巡抚令箭，不敢不遵，长叹一声，率军掉头东返回到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