恻隐之心、肝胆颇热

袁崇焕再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肝胆颇热，富于同情心，这又和他的治军严厉形成明显的反差。这种性格的人有亲和力，容易交朋友，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是一个重要的弱点。袁崇焕在高台堡看见束不的部蒙古百姓拖儿带女、饥饿待毙，前来乞粮，心中不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力主借粮，成为其一大罪状。双岛之上，看见白骨如莽，又加激起他对毛文龙草菅人命的痛恨之情，毅然斩帅。北京城下，不忍辽军将士冰天雪地、露宿城外，不顾崇祯厌恶坚请入城，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这种炽热的人性和冰冷的政治格格不入，而破除个人感情则是每位成熟的政治家必须闯过的考验，这一点袁崇焕终其一生没有做到。

孤迂耿僻、倔强执拗

每个人对自己的性格都有一个自我评价，袁崇焕对其性格有四个字的评语“孤迂耿僻”，可谓确评。孤是指惯于独处，不喜搞人际关系。这种性格的人适宜坐在书斋搞研究，“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偏生他做得又是和天下人打交道的辽东督师，冷僻的人际关系也大大影响了袁崇焕的事功。

孙承宗对袁崇焕有提携之恩，袁崇焕对孙心存感激，但没有像鹿善继、茅元仪等人一样对孙无限崇拜。在一些问题上，他和孙的观点并不一致，也并非无条件服从。比如对蒙政策，袁崇焕更倾向于王象乾，主张宁可稍微放纵、偏袒一些蒙古诸部，也要将其拉住不至于投向后金，而孙承宗则不然，他主张对蒙古要强硬，对其越轨行为要坚决打击。

天启三年，参将王楹带兵出边砍伐木材，为蒙古酋长朗素所杀，孙承宗大怒，派马世龙出兵讨伐蒙古。王象乾唯恐孙承宗破坏他的联蒙政策，暗地通知朗素随便抓了一人冒充杀王楹之人来献，又增加朗素每年的抚赏银子一千多两。孙承宗闻知更加恼怒，征求袁崇焕的意见，袁对此保持缄默，并没有如孙所愿出来表态支持。孙承宗对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责备袁崇焕左顾右盼、前推后扯，说他与袁共事之心死矣，并批评袁不足以论天下事。

柳河之败，孙承宗被迫离职。袁崇焕在孙临行之际与孙道别，对其离去深为痛惜，痛哭流涕，说孙一去，天下事不可为也，流露出了对孙承宗深厚的感情。但对于柳河之败，袁崇焕一直保留他的看法，始终认为是马世龙等人贪功冒进，累及孙承宗，与孙一直对柳河之败的模糊看法并不相同。

崇祯元年，王在晋再起兵部尚书后，发起了对孙承宗的清算，指责孙在辽四年，有三十万两御赏银子账目不清，孙一时陷入窘境。对老长官遇到的麻烦，袁崇焕没有坐视，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奏疏为孙解围，力陈孙经济清白。一来孙本身非贪墨之人，二来以袁当时的身份地位，自然一言九鼎，孙承宗得以安然无恙。

接下来，王在晋又把马世龙送进了大牢。马头上顶着许多罪名，危在旦夕。孙承宗以在野之身，不愿也不便为马说话，鹿善继等人又瞄上了袁崇焕，连写书信请袁念在与马当年共事之情及看在孙承宗面上，出面为马周旋。袁崇焕推不过，给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但是仍然指出马世龙对柳河之败负有主要责任，而且指出马和阉党关系暧昧。鹿善继看到，又给袁写信，请求袁将这两处删掉，说若有这两处，马世龙就不得干净，在罪中禁受不起。

袁仍然不为所动，坚持他的看法。

此时恰逢孙承宗的另一铁粉福建人蔡鼎在京，自告奋勇亲赴山海关面见袁崇焕。袁探得消息，不与其相见。蔡鼎行走江湖，颇有手段，转而找到赵率教，威胁要揭发他当年辽阳城中甩下主帅袁应泰而逃的历史问题，而且说袁崇焕如果不改其咨文中指责马世龙通珰的说法，他就举报赵率教当年巴结辽东经略高第的事实，因为高第也是阉党，这样赵率教也存在通珰的问题。赵率教无奈，求救于袁崇焕，哀求说如不改写咨文，他将死无葬身之地。袁崇焕一来要保护赵率教，投鼠忌器，再想到如果马世龙被判重罪，势必也牵扯到孙承宗，权衡之后，写了对马世龙有利的证明材料。鹿善继接到之后，心满意足，回书感谢袁崇焕，说他重新出具的咨文是马世龙的救命符。

袁崇焕孙承宗之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天启二年六月，孙承宗赴关门调研八里铺筑城之事，二人初次相见，孙即被袁的才干、个性所吸引，回来上奏熹宗称许袁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八月，孙承宗取代王在晋督辽，袁孙二人开始了四年的共事生涯，孙对袁倾力扶持，袁在孙的支持下放手大干，辽东的工作大有起色，关宁防线基本筑成。但是，袁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豪士，他与孙承宗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但在私交上只是君子之交，二人惺惺相惜，但求同存异。孙承宗有一个他本人以下，包括马世龙、鹿善继、茅元仪在内的核心圈子，袁崇焕并不在其内。袁崇焕与孙承宗关系一直很好，但他对马世龙却颇有微词。受此影响，在袁被逮之后，由袁一力提拔起来的祖大寿、何可纲等将领并不买马世龙的账，马世龙虽有崇祯武经略的诏命奉旨指挥辽军，实际上却指挥不动。

袁崇焕率军抵京之时，孙承宗刚刚出京，二人擦肩而过，由此留下了永远的历史遗憾。可以想象，如果当时孙承宗在北京，以他的威望和沉稳圆融的手段，应该会在崇祯和袁崇焕之间有比较好的通融作用，崇祯可能不会做出平台缚袁之举。

袁崇焕下狱后，紧接着就发生了辽军东溃事件，明朝大敌虎视，内变又生，形势危急到了极点。崇祯完全乱了方寸，只能紧抓住孙承宗不放，靠他坐镇山海关，安抚祖大寿。

孙承宗不负重托，近乎完美的完成了使命，守住山海关，并说得祖大寿二次入关勤王，五月间又一举收复了关内四城，孙承宗的声望到达了极点，河山再造，非孙莫属。

但是，在袁崇焕的问题上，孙承宗基本上保持沉默。他明知袁含冤入狱，但并没有积极的伸手营救。

孙承宗宦海沉浮，饱经世故，在政治上一贯谨小慎微，未思进先思退，奉行明哲保身主义。对袁崇焕的案子，他心存同情，但绝不会强行出头，把自己也拉下水。孙承宗鼓励祖大寿上本陈述袁的冤情，借以观察崇祯的反应，同时密切关注其他大臣对袁案的态度，又从崇祯给他的密旨中判断皇帝的心思。最终得出结论，崇祯对袁崇焕恨之入骨，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因此，尽管面对辽东军民整日在山海关督师衙门下跪陈情，请求孙承宗转奏朝廷赦免袁崇焕，孙只是一味的敷衍。

对于他这位老政治家来讲，政治利害已经超越了是非曲直，对专制淫威的惧怕使得孙承宗顾不得同袍之情。

再看袁崇焕与满桂的关系。

满桂原先在喜峰口任参将，孙承宗督师时，很喜欢满桂，把他提为中军副将。后来和袁崇焕一起修筑宁远。开始时，袁崇焕、赵率教、满桂三人关系很好，天启四年，宁远参将徐琏的部队发生兵变，变兵围攻袁崇焕衙门，危急之际是满桂率领手下家丁将变兵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