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君臣相得千古佳话的并不多，不过寥寥几对而已。
西周的周文王与姜子牙；春秋的齐桓公与管仲；三国的刘备与诸葛亮；十六国时前秦苻坚与王猛，以上君臣亦师亦友，鱼**欢，君对臣推心置腹，臣对君矢死报效，故能取威定霸，成就大业。
后世常以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说的“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君可自为之，”看成刘备对诸葛亮并不信任，而使的权诈之术。诚然，以仁义标榜的刘备并不缺乏权诈之术，但是如果大权在握的诸葛亮真怀有政治野心，刘备不采取组织措施以削弱其权力，单凭临死之前的一句诈语，就幻想可以阻止诸葛亮篡权夺位，只能说明刘备是一个政治白痴。试想如此一个政治白痴，又岂能为一代枭雄曹操所推许为可与其并肩的天下英雄？
中国历史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不断增强，君臣相得的佳话越来越少，至明清近乎绝迹。
崇祯和袁崇焕这一对君臣，以喜剧开场，以悲剧落幕，个中缘由，既有客观时势的笼罩，又有二人个性的冲突。
天启末年，崇祯在信王潜邸之时，就听说过袁崇焕的名头。闻得其人能打败努尔哈赤父子，自是不凡，这应该是崇祯对袁崇焕的最初看法。
待到继位之后，魏忠贤垮台，不断有官员提请启用袁崇焕，崇祯照准。加封袁为督师尚书，命其即刻就道来京陛见。其时，君臣未曾谋面，彼此怀着几分好奇，几分神秘。
平台召对，体统隆重，中央要员差不多全部出席。崇祯天语温存，对袁崇焕慰劳备至，盛赞其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殷殷以辽事为忧，民生为念。袁崇焕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肝胆颇热，见皇上如此倚重自己，为辽事如此焦忧，真乃旷代圣主，一时大受感激，未加仔细权衡，“五年复辽”脱口而出。
五年复辽！，平台的空气瞬间炽热的几乎要融化了。后金发难十年，诺大的大明，谋臣如雨，武将如云，除了东江毛文龙和此刻在狱中的王化贞，从无一人敢放此豪言。王化贞六万荡平论已经沦为笑柄，毛文龙说的话也没有多少人相信。假如是别人奏对五年复辽，崇祯可能会斥其妄语，而面前的袁崇焕，有其两败狂虏看得见摸得着的功绩在那里摆着，他说五年复辽，令人信服度，自与常人不同。在如此场合，如无胜算，岂敢欺君？
崇祯也为袁崇焕的豪情壮志大受鼓舞，大是高兴，当即许诺，待得平辽，对袁崇焕封侯之赏。陪同接见的四位内阁辅臣纷纷祝贺皇帝，天赐袁崇焕这一奇男子以佐皇上中兴大明。崇祯听了，愈发高兴。君臣相见，弥漫在一片喜庆之中，对平辽前景充满乐观。
君臣二人都很满意，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长处、优点，正如热恋中的情侣。
平台一会，袁崇焕匆匆出关，赴辽东上任，一路之上，想起皇上召对之时的情景，依然满怀喜悦。可是，他和皇帝彼此并不很了解。
五年平辽的一时豪语，以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八月，宁远兵变刚平息，十月，锦州又爆发兵变，同样是因为欠饷。而且情形和宁远兵变极其相似，也是在宁远和山海关出现匿名帖子，威胁说如果不发所欠三个月饷，士兵又要鼓噪闹事。袁崇焕向朝廷请饷，他知道户部没钱，所以含蓄的说不拘何项钱粮火速发来，迟则大势去矣。话说的委婉，意思却很明确，就是向崇祯请发内帑。引发了皇帝的不满，刚好善于逢迎窥测的周延儒为了邀宠，顺着皇帝的疑虑说了一番罗雀掘鼠之论，正合崇祯心思，开始怀疑袁崇焕请发内帑的动机问题，对袁开始产生不满。
八个月后，袁崇焕在双岛用尚方剑斩了毛文龙，崇祯又惊又怒。
对于毛文龙，崇祯不像乃兄熹宗那样宠信，也知道其骄横跋扈，多有不法，大话连篇，满纸悖语，在皮岛对后金的牵制有限。毛文龙在奏疏中，除了肆口谩骂朝臣，对崇祯也很不尊敬，经常有质问的口气，崇祯看了自然很不高兴。尽管如此，崇祯眼下并无惩处毛文龙之意，更没想到将其处死。
作为一个政治独裁者，崇祯最在意的就是他独一无二的政治权力有无受到外界侵犯，尤其是臣子的侵犯，袁崇焕越权斩了毛文龙，等于是动了他的禁脔，崇祯很是恼怒。但是毛文龙已死不能复生，眼下正倚重袁崇焕，加之毛文龙本身劣迹斑斑，崇祯顺水推舟，温旨安抚袁崇焕，说他以东事付袁崇焕，辽东之事全由袁崇焕一手处置，毛文龙骄横跋扈、贪饷冒功、多行不法、罪有应得。
但是，袁崇焕斩帅始终成为崇祯心头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斩帅之后，崇祯对袁崇焕的印象已大不如平台初见之时，觉得毛文龙固然跋扈，袁蛮子也很专擅。不过，想起五年平辽，崇祯还是全力支持袁的工作。袁所奏诸事，如钱粮兵马、人事任免、器械供应都是照准。
问题的关键又聚焦在五年复辽上来。如果，袁崇焕如期兑现了他的军令状，那么一俊遮百丑，请帑也好、斩帅也罢，这些曾经的不愉快都可以一风吹，崇祯确实不吝封侯之赏。届时，青史又添一段佳话，麟阁再画几位功臣，君臣相得，皆大欢喜。
天不从人愿，己巳之变，崇祯和袁崇焕在外敌入侵的环境之下，发生激烈冲突，皇帝用最残忍的刑法处死了他曾经倚若长城长城的重臣，君臣之梦由美梦变为噩梦。
皇太极冒险入犯，明廷陷入危机，崇袁关系也陷入危机。
明朝到了崇祯手上，犹如一个年迈的巨人，年老体弱、百病缠身，本身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如再遭遇外界狂风暴雨袭击，自然摇摇欲坠、难以抵挡。
袁崇焕再出督师到皇太极绕道入犯，其间共一年两个月，辽东并无大战、一切安稳，其实只是风暴前暂时的平静。
避开宁锦，绕道入犯，在皇太极胸中早已酝酿多年，早在天启七年，皇太极和袁崇焕议和，来往书信不绝，见袁崇焕对他提出的议和要求并无实质性回应，忍不住露出了狰狞面目。信中威胁道“尔纵能保守一二城池，他处之城及田禾能尽保耶？倘征战不休，蒙天眷佑，我师长驱而入，天以北京与我，尔主南奔，身败名裂为何如也？”。
林丹汗西迁，引发了明末历史走向天崩地裂的巨变，由于当时明朝国力的衰弱、明廷当局战略嗅觉的迟钝及对蒙政策的失误，导致蒙古诸部几乎是一边倒的投向后金，明朝北部边防顿时门户大开，皇太极绕路攻明不再有任何阻挡，仅仅取决于他的心情。而这一切的发生，恰恰就在袁崇焕罢职回乡的一年之间。
袁崇焕复出后，虽然他是蓟辽督师，实际上他只负责辽东军务，蓟州方面负实际责任的是蓟辽总督（先是喻安性，后是刘策）及顺天巡抚（先是王应豸，后是王元雅），这一点可以崇祯元年蓟州兵变后明廷将蓟辽总督喻安性、顺天巡抚王应豸和蓟州总兵麻登云全部革职，而袁崇焕未受影响可以看出。
袁崇焕一面忙于整顿辽东军务，同时鉴于辽东以西尤其是蓟州一带形势严峻，连上两道奏疏建议朝廷加强蓟州防务。崇祯批给兵部，兵部再批给蓟州，只是纸面上的文书流转，并没有丝毫的实质性工作。到了，崇祯二年九月，袁崇焕派谢尚政领兵去遵化协防，却被王元雅赶了回来，此时距后金入犯只有不到五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