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明帝国的财政已经难以支撑当时的军事局面。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给他子孙留下了近乎完美的卫所制度。
卫所制度实行军民分治，当军的为军户，一日为军，代代为军。每个卫所既是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卫所军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开展军事屯田，不但自给自足，而且有余粮上交国家。明初洪永年间，全国军队达到两百万人，但基本不需要中央财政负担军费。因此，朱元璋自豪地宣称他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虽有夸大，但基本属实。
永乐之后，屯田制度逐渐破坏，明朝政府又通过实行了开中法和民运来弥补军饷。开中法就是给商人发放盐引来鼓励其输粮到九边，民运则是沿边各地起运钱粮来助饷。
明朝中期，出现了募兵制度，并逐渐取代卫所制度成为军队的主要来源，大大加重了军费开支。在募兵制下，很多军士是壮年和中年男子，一人当兵领饷，要养活全家，有些甚至拖家带口。军饷一旦拖欠过久，全家生计无着，军心自然不稳，稍有触发因素，就会发生兵变。
维持正常秩序都有困难，让其上阵拼命杀敌，效果可想而知。
正统年间，中央财政也开始大规模的发放军饷，史称京运。从开始的每年三十七万两直线上升，嘉靖年间因俺达入犯，达到创纪录的四百多万两一年，到万历后期维持在三百多万两一年的水平。而当时明朝户部太仓库年收入不过四百万两，每年能够实收八成已经算是很好了。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政府因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而这还是和平时期。
后金起兵攻明后，辽东战场的军费开始从战前的五十万两每年激增为六百万两每年，最多的一年达到九百万两，彻底击垮了明朝财政。
朝廷无奈开始加征辽饷，到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前，辽饷总额达到五百八十万两每年。这笔庞大的负担，无疑落在广大老百姓头上，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从古到今，战争是最烧钱的买卖。中国又是世界历史上战乱频繁的国家，兵戈一动，鬼泣神愁，黎民涂炭。唐代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间，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只是在藩镇和藩镇之间，中央政府和藩镇之间有一些局部战争，诗人李商隐目睹兵戈扰攘，军费如水，发出了“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的慨叹。
到了明末，由于火器在战争中开始大规模使用，军费耗用比单纯的冷兵器战争大大增加。己巳之变初期，根据户部尚书毕自严的统计，北京城头把守垛口的京营部队十万，援兵三万，新募兵丁两万，一天要耗用军费一万两。从十一月初一，京师戒严起五十天，户部新旧二库共发银九十余万两，库存银仅仅十万余两，以目前的规模只能支持十天。而由于后金盘踞京郊，各省押解进京的银两物资无法进京，而各省援兵陆续源源不断向北京集结，都需要中央提供粮饷供应，进项几乎堵死，出项越来越多，明廷几乎山穷水尽。
面对如此危局，毕自严虽然理财有术，也难为无米之炊，无奈之下提请崇祯，建议把军饷之外的一切费用，包括北京各级官员的官俸一律暂停发放，以救燃眉之急，崇祯照准。
虽然停发工资，为了效忠朝廷，中央各部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捐资助项行动。户部带头，尚书毕自严及户部全体官员共九十八人捐款合计两千七百两，其中毕自严捐银一百二十两。
外敌入侵，本应该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尤其是统治阶级上层，因为他们的一切利益都依附在现政权上，朱家铺子不倒，他们的荣华富贵就不倒，朱家铺子关账，他们也就跟着完蛋，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是世人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后金入犯之时，囤积在运河河岸的漕粮有二百万石，战争时期，粮食属于首要的战略物资。为了防止被后金抢去或者破坏，崇祯三年正月初六，崇祯下旨让皇亲国戚和世袭功臣，凡是家有骡马牛驴的，都赶往河西务、漷县抢运漕粮进京，而且说明不白用，朝廷照市价给与运费。满以为这些大明国第一利益关联方，会积极响应朝廷号召。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从正月十三到二月初八，只有崇祯的两位正副岳父，周皇后之父左都督周奎出一匹骡子套了一部大车，田妃之父都督田弘遇出四头牛、十匹骡子，套了一辆大车、两辆中车，赶去运粮。其他数百名皇亲国戚和世袭功臣集体失语，纹丝不动。国家危难之际，政府的号召力之弱和政令的执行力之低固然少有，顶层权贵利益集团之自私怯懦及其对其利益之源的冷漠无情更是鲜见。
乾坤残梦
中国哲学惯于以天地万物形容人世百态，周易六十四卦，头两卦是乾坤，可以比喻既有主从关系而又相辅相成的各种事物，君臣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在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君主社会中，君臣关系是最核心的政治关系。君臣概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中药配置中就讲究君臣佐使，用以指中药处方中的各味药的不同作用。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但君臣理念仍然盘踞在不少人的政治头脑之中。
民国时出任过南京政府内政部长、山西省主席的赵戴文就公开对人讲，他这辈子和阎锡山君臣名分已定，言外之意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阎锡山服务。
君是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统领兆民，普天之下，仅有一人；臣施展才力，报效君主，领受俸禄，成百上千。君主既是最高领导又是国家的化身，忠君即是报国。
君臣关系既微妙又危险。君主既要依靠臣下治理国家，抵御外敌，又要提防臣下尾大不掉，谋权篡位。君臣双方地位上不平等，泾渭分明，人格上又是平等的，不分贵贱。如何达到理想的君臣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课题。
孔子在论及君臣关系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肯定臣必须忠心报主的同时，也要求君对臣要给与必要的尊重。
孟子则更进一步，把君臣关系列为五伦之一，强调君臣有义，更加突出了君臣之间超越主从等级隔阂的一种互相关怀的温情。孟子对历史上的暴君进行了愤怒的讨伐，把纣王称之为独夫民贼，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进而谈到如果君主残虐臣下人民，臣民就有反抗的权利，而不是无条件的顺从。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措辞直白而犀利，明心见性直指人心，无怪乎大独裁者兼暴君的朱元璋读到此处，怒不可遏，称孟子若是生在他洪武朝，必难逃他的国法惩治。立时下旨，把取消孟子配享孔子的资格，将其遗像赶出文庙。孟子就这样因为几句淡话在明朝失去了吃冷猪肉的待遇。
理想的君臣关系，可遇而不可求。有大本事的臣不少，有大器局而又兼具仁善之心的君不多，两者相比，似乎对君的要求更为苛刻。两者相遇，单靠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