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经过战火淬炼的开国君臣逐渐老去，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开始成为社会常态，武备废弛就不可避免，军民的战斗意志一天天的消沉，帝国的军事实力一天天的削弱。这时候如果突然出现军事强敌，老大帝国挨打受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处理得好，在经历一阵剧痛之后，可以反败为胜，处理的不好或运气不佳，就会一蹶不振，甚至亡国丧命。
己巳之变，崇祯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
明朝在他接手之时，已经走过了二百五十九个春秋，秦汉之下，只有唐朝寿命超过了这个数字，历史的循环无情的沿着它的轨迹运行。
此时的明朝，按照中国古代王朝而论，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各种病症一齐发作。
在军事上，崇祯面临着两大难题，导致他面对皇太极的凶猛进攻，一时间节节败退。
一是兵虽多而可战之兵少。九边兵马，洪永年间七十九万，到万历年间降为六十余万，而抛开在墩台把守和沿边各口巡查的兵士，真正能作战的野战部队为数不多，加上当时军队中盛行的吃空饷、冒名顶替、军士逃亡等现象影响，明廷真正能和后金部队阵前厮杀的可战之兵少得可怜，和其天朝大国的政治地位极不相称。一到上边派人来点阅部队，带兵官就会临时找来当地百姓充数，或者把甲营的部队转移到乙营来蒙混过关。
一个国家的军队好比一口利剑，如果长期没有军事斗争来淬炼，军队作战能力就会必然下降，昔日削铁如泥的宝剑就会生锈变为钝刀，斩枯木断枝也不易。
明朝中期之后，最大的外敌北方的蒙古势力渐衰，在隆庆年间的俺答封贡之后，和明朝总体上维持和平状态，只有零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明军暮气丛生、战力滑坡，万历中期著名的三大征，明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惨胜，过程中左支右绌、险象环生，大大暴露了明军的虚弱和腐败。
三大征之后的二十年，努尔哈赤在辽东迅速崛起，表面上还对明朝恭顺有加，明朝天下太平，武备更加废弛。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七大恨誓师伐明，明朝突然间陷入战争状态。后金军经过二十年的征战，兵强马壮、士气高涨，明军则是二十年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萨尔浒战前，辽东经略杨镐在辽阳誓师，在例行的祭旗仪式上，要用大刀杀牛祭旗，在演武场上，万目睽睽之下，从武库中请出的屠牛宝刀锈迹斑斑，按例应该一刀致命，结果由于宝刀常年不饮血，锋利不再，刽子手连斩三刀，才把该牛杀死。祭旗之后，南路军总指挥总兵刘綎的养子刘招孙在演武场上骑马试槊，这把槊也是多年不用的革命文物，刘招孙拿在掌中，用力一抖，刚想摆个旗鼓，施展武艺。只听得咔嚓一声，枪杆从中而断，铁槊头扑通一声掉在地上，刘招孙一手握着半截枪杆，好不尴尬，校场上兵将哄堂大笑，不少人窃窃私语说是不祥之兆。
以明军如此粗劣之武备，迎战兵甲锋利的后金，结果不难预料。两军一接战，明军连战连败，损兵折将，很多时候明朝官兵将领临阵对敌并非不英勇，但是一番血战，最终战死沙场。从后金伐明抚顺开始到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明朝在辽东战场阵亡十四名总兵，而当时明朝正牌的镇守总兵全国不过二十名。
明金战争过程中，一旦在平原旷野中，两军野战争锋，明军无不大败。明军火器虽然厉害，但以当时的火器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决定野战胜负。故而，袁崇焕积累明金十年辽东战争经验教训，提出扬长避短，现阶段尽量不与后金野战，只是凭坚城，用大炮，以守为攻，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提高明军的野战能力，待得时机成熟，准备与后金一决雌雄。
己巳之变中，金蒙联军约在十万上下，以骑兵为主。明朝北京部队京营十万人，基本上没有战斗力。经过朝廷一番研究争论，最终决定京营部队不出城，全部上城把守垛口，直到袁崇焕军广渠门击退后金军后，崇祯下旨让京营将领袁信、施弘谟率领部分精锐出城列营。
明军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无疑是袁崇焕所部辽军（又称东兵），其次是陕西五大总兵部队（又称西兵）、满桂、侯世禄宣大部队，西兵和宣大部队是明朝放弃河套之后，一直处于和蒙古军事斗争前沿，长时间保持了战争状态，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东兵是明金开战后，在全国军事斗争的核心辽东地区经过十余年的战斗锻炼而成的新兴精锐，无论是军饷供应、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干部任用朝廷都给与特殊政策倾斜，优先考虑，无异于天之骄子。
皇太极兵逼北京之际，宣大部队距离北京最经，最先赶到。满桂所部五千骑兵，侯世禄所部亦不过万人。袁崇焕入关部队两万余人，派兵驻守沿途州县，最先赶到左安门的只有骑兵九千。陕西部队闻警之后，陕西巡抚 刘广生、延绥巡抚张梦鲸、甘肃巡抚梅之焕统率五大总兵共计一万七千人东援京师，由于路途遥远，在崇祯三年正月才开始陆续抵达北京。而甘肃部队因中途发生哗变，直到四城收复才抵达北京。
三百年后，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所部占据西北，冯命令各部都向河南集结。青海省主席孙连仲请示冯，要求留一部分部队弹压地方，以留后路。冯严令孙必须全军开拔，不留一兵一卒，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与蒋介石同归于尽。孙连仲无奈，亲率所部从青海步行挺进河南，路上走了四五个月，可见长途跋涉行军之艰难。
当后金军逼近北京之际，明军可以一战的精锐部队，就是袁、满、侯三部加昌平总兵尤世威所部五千人及保定总兵曹鸣雷所部千余人，总计不到三万。
当时，孙承宗曾设想，集中袁、满、侯、尤四镇于通州、三河、顺义一带，相互靠近，抱成一团，成掎角之势，如果发现后金军破绽，就奋力一击，同时孙承宗又很谨慎，他对后金军的实力是比较清楚的，提醒皇帝在条件不具备时不要强迫四镇出击，天下安危在四镇，假如沉不住气，盲目出击，一旦浪战而失，则全局惊溃，天下危矣。可是崇祯并没有听从孙承宗的劝告，恰恰相反，一再严旨催促众将出战，袁崇焕不从将其下狱，满桂被逼出战全军覆没。
面对气势汹汹的十万金蒙联军，明朝措手不及，接连丧师失地，朝野上下一片恐慌。此刻，明朝最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在遭到后金猝不及防的猛烈军事打击后，只要坚守住北京，稳住阵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坚持等到各路援兵集结一处，明朝地大兵多、财力丰厚的综合国力优势就会显现，就有了和后金一决雌雄的力量，崇祯恰恰缺少这个眼光和耐心。
可惜的是，而由于最高当局的庙算不定、举措失当，恶手连发，文武大臣的互相倾轧、个人恩怨，明朝的劣势全部暴露，把本来存在的胜机也完全葬送，明朝遭受到了皇太极梦都梦不到的沉重打击，由此一蹶不振，坠入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