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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中还有一位大臣杜镐，是世所公认的大儒，学问很高。

当初，宋真宗纠结于“河图洛书”一事时，就曾经求教于杜镐，可见其学问之深。

有一次，某地进贡了一坛美酒，宋真宗品尝之后大为赞赏，觉得此酒醇厚可口，突然想起杜镐正在龙图阁值班，于是，立刻命人给杜镐送了一壶过去。

有趣的是，杜镐本来平时是不喝酒的，可是，君王赐，不敢辞啊。

皇上赐的美酒，怎么能不喝呢？

况且，这是皇上的一番美意啊。

于是，杜镐怀着激动的心情，一饮而尽。

这一喝，就喝出事来了。

从未沾过酒的杜老夫子，哪里承受得住如此烈酒的后劲，忽然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太监们立刻将这一突发状况禀报宋真宗。

真宗一听，也急了，立刻赶到龙图阁，亲自为杜镐调药、灌服，手忙脚乱好一阵，总算是把杜老夫子救回来了。

杜镐慢慢悠悠醒转回来，睁眼一看，皇上正在亲自喂自己喝药，当下吃惊不小，立刻要起身下拜，却被真宗一把按住。

宋真宗很心疼地说道：“爱卿，这是朕的疏忽啊！朕忘了爱卿平时不喝酒的，觉得此酒甚好便送过来了。好在酒劲已过，爱卿安心休养，就不必拘礼了。”

随后，宋真宗又专门安排人护送杜镐回府休息。

杜家上上下下，均被皇帝的暖心之举感动得眼泪哗哗。

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却于小微之处见真章，充分体现了宋真宗对饱学之士的尊重，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在宋真宗身体力行的示范之下，大宋王朝儒学盛行，泱泱文明之风远播。

客观地说，在宰相王旦的倾心辅佐之下，真宗虽然沉迷造神运动近十年，但尚未完全失去理智，这期间，还是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

当然，小功难掩大过，宋真宗搞的那些莫名其妙、无穷无尽的造神运动，仍然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亏空，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以封禅泰山为例，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800余万贯。

根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真宗在位期间，大宋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为6500万贯左右。

由此看来，仅仅一次封泰山，就花去了国家岁入的十分之一强。

况且，造神运动并非封禅泰山这一项，祀汾阴、祭老子、修宫殿、建道观，哪一项都不少花钱。

比如说，祭祀汾阴，前后也花费了820万贯，居然超过了封禅泰山。

封泰山、祀汾阴两项活动的费用，就花去了国家年财政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实在是令人咂舌！

更夸张的，则属修建玉清昭应宫，这项超级工程在日夜不息的疯狂施工状态下，居然历时7年之久，最终费用达到了上亿贯，足足花去了国家两年的财政收入！

这还不算，那些年，国家喜事多、庆典多，而每次大的活动，好面子的宋真宗总是会大手一挥，遍加赏赐，不仅朝中官员有，宫中侍卫有，就连正在为皇帝修建宫殿道观的工匠们也都有，这一圈红包发下来，国库又缩水不少。

每逢大典，除了赏赐，宋真宗还要顺带免除一些赋税，宣示仁德，与民同乐。

皇帝是高兴了，财政部的官员们就要发愁了：国家赋税减少，那不就意味着支出增加嘛。

连年累月这么折腾，再厚实的家底也经不住啊，搞到最后，连当初拍着胸口信誓旦旦表示“大计有余”的财政部长丁谓也沉不住气了。

有一次，丁谓向宋真宗汇报称，每次大典赏赐钱物如此之多，减免赋税赋税如此之广，长此以往，国家财政收支恐怕是个大问题啊。

宋真宗满不在乎地表示：“朕搞这些庆典，不也是为了百姓吗？这些钱该花还是要花。至于其他方面，咱们平时注意节俭一点，我想，国库也不至于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嘛。”

显然，大宋王朝大老板对造神运动依然乐此不疲，皇帝态度如此明确，大宋王朝账房先生丁谓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配合了。

照我说，这就是活该啊，当初上蹿下跳撺掇皇帝搞这些名堂的，不正是你丁谓吗。

你不顶着，谁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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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虎视眈眈】

就在宋朝君臣忙于造神，如病狂然的时候，作为大宋最重要的两个邻居，党项人和契丹人又在干什么呢？

他们可没闲着。

先来看看党项人。

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李继迁中了潘罗支的诈降之计，兵败身亡，长子李德明继位。

登台后的李德明，很清楚自己面临的状况：党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自己缺乏亲爹李继迁的威望，以致于党项诸部还不是很服气，有人正在蠢蠢欲动；宋夏边境仍然不稳，宋军正在积极调动备战，准备趁自己立足未稳，图谋兴兵。

于是，李德明只好遵照李继迁的遗命，放下姿态，乖乖低头，派人与宋朝开始接触，请求归降。

至此，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开始，双方开始频繁接触，商谈和议条件，西北边境基本趋于安定。

李德明一方面利用与宋朝和议之机，稳定双方关系，避免再生战端，另一方面，他没有忘记父亲的那番教诲：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

于是，积极厉兵秣马，图谋向河西方向拓展。

他的第一刀就砍向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潘罗支。

此事，说来也巧。

李继迁的旧部中有迷般嘱和日浦吉罗丹两族，这两族人作为李继迁的铁杆粉丝，对于大boss的意外身亡感到非常难过：没想到这么牛的人，竟然阴沟里翻了船。

这两族人对于仇人潘罗支自然也是深恶痛绝，一心想为主子报仇。

思来想去，两族人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主动归附到潘罗支属下的者龙族。

顺利潜伏下来之后，两族人派出使者暗中联系李德明，约定里应外合，收拾潘罗支。

李德明接到情报，不禁大喜，自己正想着这么找潘罗支算账呢，现在机会就送上门来了。

于是，立刻答应，双方约定，由李德明率军佯攻者龙族，诱使潘罗支率兵来援，再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不久，李德明果然率军攻打者龙族。

接到者龙族的紧急求援报告，潘罗支想都没想就翻身上马，领着100多人前去增援。

从增援人数，我们就可以看出，此时的潘罗支，根本就没有把小屁孩李德明放在眼里。

当晚，信心满满的潘罗支赶到了者龙族的领地，与部落首领一起商议军情。

蓄谋已久的迷般嘱、日浦吉罗丹两族趁机发动突袭，潘罗支仓促间来不及组织像样的抵抗，最终被杀于营帐之中。

刚刚尝到诈降甜头的潘罗支，转眼之间，就成为了另一起诈降事件的受害者。

真可谓，成也诈降，败也诈降。

潘罗支一死，整个西凉顿时大乱，李德明趁机进兵，顺利夺下了西凉的要塞：凉州城。

李德明出兵西凉，不仅报了杀父之仇，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凉州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足以为今后立国之屏障，凉州稳则灵州稳，凉州足则灵州足，李德明由此在战略上占据了先机。

潘罗支死后，六谷吐蕃群龙无首，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决定由潘罗支的弟弟厮铎督接任六谷诸部的首领，重新扛起对抗李德明的大旗。

宋朝眼看西凉一带打得不可开交，李德明与厮铎督时不时掰掰手腕，于是，也乐见其成，干脆一面给厮铎督封官，借以牵制党项人，一面又接受李德明的议和请求，不断商谈议和条件。

经过前后两年左右的拉锯式谈判，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与西夏终于缔结了和约。

条件如下：

西北的局势稳定了下来，宋真宗长出了一口气，虽然堂堂天朝与外邦小番讲和似乎有损大国威严，但是毕竟与党项的争斗暂时安静了下来，得以全力对付北方契丹的威胁，改变了两面受敌的窘境，总归是件好事。

李德明也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宋朝的议和改变了昔日的战争状态，党项人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也有利于自己平定内部的分歧，坐稳头把交椅。

此后，双方又在边境开设榷场，恢复回图贸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总体而言，李德明在位期间，基本上延续了对宋和好的政策，双方维持了近30年的和平状态，直到另一个猛人的登场。

这3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对于党项人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了后顾之忧，李德明一方面率领部族埋头发展，另一方面挥军继续向西拓展。

六谷吐蕃政权，自从首领潘罗支遇袭身亡后，便元气大伤，在于李德明的争夺中处于下风，渐渐退出了西北地区的政治舞台。

吐蕃人势力衰退之时，另一支民族力量却趁机发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