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辽议和成功，宋真宗为了褒奖多年来在宋辽战争中出人出钱又出力的河北父老，决定给河北人民送上一个大礼包：在正式科举之外，单独为河北一带的考生举行一场特别的科举考试。

这一次，录取河北考生总数超过3000人，一举成为两宋319年间，录取考生最多的一次科举考试。

河北人民喜大普奔，感激涕零：可算摊着一个有人情味的好皇帝！

宋真宗不仅热衷于科举取士，而且对于科举的公平公正也非常重视。

他很清楚，寒门学子出人头地的不易，而公平公正是确保底层的孤寒之士走入朝堂成为天子门生的基本前提。

所以，宋真宗曾经反复强调，科举考试必须做到“选擢寒俊、精求实艺”。

意思就是，科举考试必须确保公平，真正从寒门学子中选拔有实际本领的人才，切不可成为权贵走关系跑门路的捷径。

为此，宋真宗多次叮嘱主考官，一定要认真负责做好评卷工作，精心挑选才华出众的寒门学子，为大宋王朝储备优秀人才。

为了防止权贵子弟托关系、走后门，宋真宗要求每次殿试之前，贡院要将考生中凡是朝中官员的子弟逐一列明，形成详细名单上报，以便自己主持殿试时，亲自测试其真实水平，防止徇私舞弊、侥幸中举。

宋真宗还要求朝中大臣如果发现有人私下请托的，一律密奏上报，凡是知情不报者，一旦发现严加惩处。

宋真宗在位期间，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的，是两项制度。

第一项是糊名制度。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正式下令，要求今后的科举考试一律实行糊名。

所谓糊名，就是在考生科举考试答卷结束后，将考生姓名、籍贯等内容用纸糊住，防止阅卷的考官知晓答卷人的基本情况，利于公平公正取材。

第二项是誊录制度。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再次下令，要求今后的科举考试一律实行誊录。

所谓誊录，就是在考生科举考试答卷结束后，安排专人逐一重新抄录一遍，加盖官印后再交给主考官评卷，这样一来，不光是考生的基本情况考官一概不知，就连字迹也是完全认不出来了，有效避免了作弊的可能，使得考试更加趋于公平。

糊名、誊录两项制度横空出世，对后世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历朝历代基本沿袭，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主持殿试，钦点莱州胶水（今山东省平度市）考生蔡奇为状元。

蔡奇就此中得状元，光宗耀祖。

按照宋朝时候的惯例，但凡中了状元之后，状元郎都应该红头大马，游街庆贺，众人簇拥，与民同乐。

可惜，蔡奇家境贫寒，无力负担这看似简单的庆祝费用。

宋真宗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大笔一挥，下令由皇家御林军骑兵卫队派出七名骑兵护卫状元郎蔡奇，再派四人在前鸣锣开道，衣甲鲜明，仪仗威武，浩浩荡荡，上街游行。

游行队伍走上街头的那一刻，顿时全城欢声雷动，万民同贺。

我想，此时状元郎蔡奇心中涌起的不光是激动，更是感恩，生在大宋朝，真是福气啊！

从此，状元郎游街庆贺费用由政府承担，也成为了一项固定制度。

纵观真宗一朝，他不仅重视科举，也很重视文人，重视儒家文化，这一点从当初封禅泰山之后，立刻前往曲阜祭拜孔子，就可以看出来。

宋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开创了封孔子为王的先河，从此这个封号沿用至今。

他不但给孔子封王，连带着对孔子的诸多弟子也进行加封。比如，封颜回为国公，封成伯、曾参等人为侯。

后来，宋真宗又封左丘明等10余位公认的先贤大儒为伯。

这些封号，充分说明了宋真宗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宋真宗专门下令，要求各地按照朝廷颁布的仪式程序定期举行祭孔大礼，将儒学提到了更高的位置。

宋真宗如此推崇儒家文化，与其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初，宋太宗为赵恒精心挑选了数位当世大儒为师，在为东宫配置属官时，也注重选拔儒学造诣精深的官员，以致于皇太子赵恒的身边多是饱学之士，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赵恒自然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

宋真宗曾经亲口告诉宰相王旦，说：“朕当年在东宫时，听老师们讲授《尚书》不下七遍，《论语》《孝经》不下四遍。”

可见，儒家文化对真宗的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