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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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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治国大计】

正是在王旦的精心辅佐之下，热衷于造神运动的宋真宗，才没有完全失去理智，还是做了很多有利国计民生的事。

第一件事：发展农业。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就是国家的命脉所在。

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粮食产量，要实现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培育优良的农作物种子是关键。

有一次，宋真宗听说占城国（今越南境内）的水稻种子非常好，不仅耐寒而且高产，出产的稻子还香甜可口，于是，便专门派人出使占城国，携带大量珍宝前往换取占城稻种子。

朝廷使者出使回来后，带回了种子20石，宋真宗视若珍宝，立刻下令在皇宫的后苑专门开垦一片土地作为试验田，试种占城稻。

经过试种，宋真宗发现这种稻子果然结穗饱满、米粒香甜，非常高兴，当即下令全国推广，占城稻由此在宋朝境内各地扎根，成为了南方乃至江淮一带的主要农作物，极大地提高了大宋的粮食总产量。

后来，宋真宗又听说西天竺（今印度境内）的绿豆种子非常好，于是又如法炮制，派人出使西天竺带回了绿豆种子，通过试种之后，也在全国予以推广。

这些优良种子的引进，提高了农作物的亩产量，促进了宋朝农业的发展。

宋真宗不仅对种子很关注，对耕牛也很关注。

在古代，农民耕地主要靠的就是耕牛，一头牛对于普通农家来说，往往意味着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所以历朝历代一般都会明文规定禁止宰杀耕牛，宋朝也不例外。

宋真宗对于保护耕牛格外重视，不仅严禁宰杀耕牛，而且对于买卖耕牛也要求严加管理，防止买牛者私下宰杀。

宋真宗还曾专门下发一道诏令，要求边境各地的驻军在做好边防本职工作的同时，注意搜集境外闯入大宋境内的耕牛，不可宰杀分食，而应当立刻送到内地，交给当地官府分发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

对于关心支持农业生产的官员，宋真宗也是高看一头。

前宰相吕蒙正的侄子吕夷简在真宗朝曾经担任知滨州（今河北滨县北）一职，有一次，吕夷简给宋真宗上书，要求免去滨州百姓买卖农用器具的赋税。

宋真宗接到吕夷简的奏章后，非常感慨，对左右说道：“农民辛辛苦苦地耕地，大家才能有饭吃、有衣穿，国家应当为农民创造更好的耕作条件。农民相互之间买卖农用器具的赋税，实在是不应该收啊，不仅滨州一带不收，我看，全国今后也都不收了。”

从此以后，大宋王朝就不再征收这项赋税，实实在在地让利于民，促进农业生产。

而首倡此议的吕夷简，也由此进入大宋最高领导人赵恒的视野，赢得了宋真宗的好感，吕夷简的仕途从此迈上了快车道，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到真宗晚年，吕夷简正式出任知开封府，负责坐镇京师，治理大宋首都。

将如此重要的职位授予吕夷简，也算是宋真宗对这位关心农村、农业、农民的大宋官员最好的褒奖吧。

宋真宗对于农业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他在位期间，还曾经下令地方各级长官一律兼任劝农使，要求各地官员鼓励辖区农民专注生产，发展农业，并且多次下令由官方机构雕版印刷《齐民要术》《景德农田敕》《四时纂要》等农业书籍或法令，提倡农民多种地，多产粮，为大宋王朝农业生产贡献智慧和力量。

宋真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推动宋朝的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点，还是要给32个赞的！

第二件事：明典慎刑。

宋真宗虽然并非雄才大略之主，甚至性格上还稍微有点懦弱，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仁慈。

君王若有仁慈之心，必定是天下苍生之福。

景德元年（公元1006年），大臣钱易上书称，近年来全国各地非法实施酷刑的现象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甚至动不动就砍断罪犯的手足，实在是太过残忍，请求朝廷下令取缔。

对于钱易的意见，宋真宗非常认同，随即下令严禁各地滥施酷刑。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宋真宗再次下诏严禁法外用刑，不得滥施刑罚。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有一个人犯了杀人罪，按律当斩，主审官王随认为此人杀人太过残忍，出于义愤，建议将此人处以凌迟，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千刀万剐”。

宋真宗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厉声说道：“定刑自有国法，怎么能随意加刑！”

最终，这名罪犯按律处以死刑，免去了千刀万剐的痛苦。

对于审讯阶段的刑讯逼供行为，宋真宗也持明确的反对态度。

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蕲州黄梅（今安徽省黄梅县）公丨安丨局长（县尉）潘义方同志抓获了一个抢劫犯，在审讯过程中，该犯到处乱咬，谎称抢来的赃物寄放在一个名叫朱凝的男子家中，潘局长信以为真，立刻派人将朱凝逮捕下狱，用牛皮蒙住其头部，严刑拷打，追问赃物下落。

朱凝经受不住酷刑，最终违心做了虚假供述。

该案几经反复，最后终于查明朱凝系被犯人诬告，只得无罪释放。

主审官潘义方将朱凝屈打成招，理应担责，当地的官府想大事化小，遂给老潘定了一个罚款的处分。

此事上奏朝廷后，宋真宗很不满意，认为处理太轻，难以警示后人。

最终经宋真宗亲自修改，定为潘义方撤职，并在全国通报此案，下令全面禁止使用非法刑具逼供犯人，凡是存有非法刑具的一律即刻予以销毁，不得再用。

要知道，这是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啊，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一个封建帝王能对刑讯逼供问题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实属不易，这一点，的确值得称赞！

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宋真宗又专门下令，由审刑院、大理寺、三司共同审议刑事法律条文，对其中涉及经济类的犯罪进行重新修订，将私铸铜钱、私贩香料、违反烟酒专卖、私带铜钱出境等12类犯罪的定罪标准都做了相应的减轻，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幅度，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真宗还经常亲自参与审理关押在京城的未决犯，这一举措使得犯人可以尽快定罪，该判则判，避免在狱中遭受折磨，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宋真宗对于刑罚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也正是因为宋真宗很清楚刑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对刑事官员的选择也格外重视。

大理寺、御史台、审刑院，这三个机构主要负责司法事务，宋真宗对于任命这三个机构的官员一向非常慎重，经常亲自审阅名单，了解官员情况。

在这三个机构任职的官员，只要不犯太大的错误，提拔起来也比其他部门要快，工资待遇也比同级官员要高。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宋真宗对于司法官员的重视。

作为一名崇尚法制的封建帝王，宋真宗曾经对执政大臣们谈起如何做到公平公正断案，他说：“一个司法官员人品的优劣，主要体现在对法律的灵活运用和对公平的细致认真。有的人儒家经典虽然读的很多，但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了解其中真正的含义。法官执法其实也像读书人读经书一样，一定要了解立法的本意，绝不能死扣法律条文。”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对一千年前，宋真宗能说出如此有见地的话，感到由衷的钦佩！

他对法律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