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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水端平】
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宋真宗似乎一碗水端的很平，对于佛教，他也是一样的尊崇。
宋真宗有个习惯，只要是遇到寺院、道观，一律逢神必拜，不管是道教的神，还是佛教的神，一律一视同仁。
他还曾经亲自写作了一本研究佛教的书：《释教论》，明确表示认同佛教提倡的不杀生、不偷窃、不迷惑、不胡言、不醉酒等理念。
大中祥符年间，苏州的一名僧人道元向宋真宗献上了其编撰的《传灯录》，书中记载了几代高僧的语录。
宋真宗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命令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李维等饱学之士认真修订。
经过杨亿等人的详细修订之后，宋真宗下令将《传灯录》正式刻版发行，此书就是后来成为佛教经典的《五灯会元》中的第一部分。
由此可见，宋真宗对佛教也是颇为推崇的。
事实上，我们仔细观察真宗朝儒释道三家的发展，就可以发现，宋真宗对儒释道三家似乎都很推崇，呈现出同样重视的意思。
这一点，在宋真宗自己写的《三教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所谓《三教诗》，顾名思义，就是以儒、释、道三家的教义为基本内容的诗，书中三家的诗各一百首，不偏不倚。
由此可见，宋真宗骨子里是支持三教并存的。
可以说，儒释道三家在真宗朝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皇帝的亲自示范下，在文武大臣的通力配合下，大宋朝崇佛奉道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全国各地到处兴建寺院、道观，百姓脱离生产，出家当和尚、做道士的比比皆是。
宋真宗对此不仅不制止，反而大力支持。
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的中秋节，宋真宗在天安殿举行了一场僧人、道士的大聚会，参与聚会的僧道多达13000余人。
宋真宗亲自到场，与诸多高僧、真人同庆佳节，并现场赏赐银两、钱币给在场的僧道们，气氛热烈，场面感人。
聚会之后，意犹未尽的宋真宗立刻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全国普度僧尼道冠。
在古代，由于僧尼出家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僧尼的人数多了势必减少纳税人的数目，从而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所以，政府要想办法控制僧尼人数。
于是，从唐朝开始，政府为了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开始正式向僧尼颁发资格证书：度牒。
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是出家当和尚，还是做道士，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这个认可的凭证就是度牒。
没有度牒，就得不到官方认可，就很可能需要服徭役，承担国家赋税，甚至被征调去当兵，这样一来，和尚、道士自然也就做不成了。
度牒就相当于僧尼的身份证和保护伞，有了它，就不用再担心政府会找你的麻烦，只需安心做一个安静的和尚或道士即可。
所以，度牒，这份僧尼资格证书，自然就成了和尚、道士们梦寐以求的东东。
宋真宗充分了解广大僧尼对度牒的渴望，于是，大笔一挥，在这一年，一次性发出了25万多张度牒，普度了25万余僧尼，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实有僧尼人数的一半。
不得不说，的确是大手笔。
宋真宗对佛、道的痴迷与尊崇由此可见一斑。
【第十二章五鬼乱国】
中国有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有些事情，一旦起了头，就很难刹住车了。
自从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临以来，宋真宗是越玩越高兴，越玩越嗨皮，一会儿东封泰山，一会儿西祀汾阴，一会儿拜谒老子，一会儿供奉玉皇，一会儿圣祖降临，一会儿佛道并尊，几乎年年有喜事，岁岁有祥瑞，一浪接着一浪，一波连着一波，几乎没有穷尽的时候。
宋真宗在自己导演的这场连环大戏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不停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业余演员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然，一部大戏光有主角是不够的，朝堂之上诸多文臣武将也成为了这部大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陪着宋真宗玩得不亦乐乎。
其中，最为时人所诟病的，是五位大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时的大宋百姓给这五个人奉送了一个贴切的外号：“五鬼”。
这“五鬼”分别是：王钦若、丁谓、刘承珪、林特、陈彭年。
【群魔乱舞】
王钦若不用说了，封禅的馊主意就是他出的，造神运动肇端于此，“最佳编剧”非他莫属。
丁谓更不用说，宋真宗的奢侈之心就是因他而起，花费用度数不胜数，“最佳剧务”非他莫属。
刘承珪是宋真宗的心腹宦官，也是这一系列神神叨叨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一般来说，他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比如修整道路、建造宫殿等等，修筑玉清昭应宫就有他的“功劳”。
当时丁谓主持，刘承珪作副手，两人为了拍好宋真宗的马屁，在工程质量上都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确保出彩，在建造玉清昭应宫的过程中，刘承珪花起国库的钱，眼睛都不眨一下。
当时，一些已经快建好的宫殿馆舍，甚至连壁画彩绘都已经完成，马上就要竣工了，只要是让刘承珪看到一点不满意的地方，二话不说，立马拆了重建。
有一座宫观内三座塑像，就是因为刘承珪不满意，多次被迫返工，多次推倒重塑，前前后后花掉了黄金约一万两、白银五千两。
这些黄金、白银，若是兑换成今天的人民币，价值大约1亿元左右。
不得不感叹，有钱，任性啊！
当然，作为宦官，主子有命令，奴才没有不往上冲的道理，就这一点而言，把刘承珪列为“五鬼”之一，可以说有点委屈他了，只能算是代主受过吧。
毕竟，封建时代，老百姓不敢说皇帝的不是，只好拿底下的人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