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宗辞世 十二

2020-127

在天津桥事变后的第六天，在宫中长期卧病，又因为儿孙丧命而几尽心死的后唐老皇帝，终于结束了心理与生理上双重煎熬，病逝于雍和殿，享年六十六岁。稍后，按冯道与卢文纪的建议，李嗣源被追谥为：“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号：“明宗”，葬于徽陵，具体地点在今河南省孟津县送庄乡送庄村东南。

与把皇帝当得极失败的前任庄宗李存勖不同，明宗李嗣源在后世一般都得到了不错的评价，常常被誉为五代的第二明君。虽然从前文中我们也看到了，李嗣源执政的这几年，其实天下就没有一天真正太平过，但好坏往往是靠对比衬托出来的，放在五代来说，明宗在位的这七年，已经算得上是“年谷屡丰、兵革罕用”的小康年景了。

如果说“兵革罕用”实际上是反应了明宗的消极，是靠着他对统一进程的放弃，和对一些割据强藩的无奈妥协才换来的有限成果，并不太值得颂扬。那么“年谷屡丰”，李嗣源则是真正做出很多正面努力的。

明宗靠精简各种政府机构（其中，李嗣源的后宫编制，在有记载的文献中可能是史上最小的）、历行节俭减少了政府开支，在此基础上多次降低税赋、徭役，让利于民，让民众有了安心生产，真正能够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比如，李嗣源先后减少、取消了“曲钱”、“桥道钱”等杂税；规定征用民伕劳动一次不得超过十五天，“不可失信于小民”；限制民间高利贷对贫民的盘剥，规定不论年限，利息最多不得超过本金等等。不过，要论李嗣源在内政方面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举措，还是他对税收加耗制度的改革。

在李嗣源称帝之前，收税的官吏收得如果是实物粮食，为防止在转运、存储中的损耗，他们在征收时会比实际税率收得多。比如按税制规定该收一斗的，通常会收一斗一升，即多收了百分之十，其中多收的部份，被叫作“省耗”。李嗣源知道百姓负担与国家账面收入不一致，等他一登基，就下令禁收省耗，只准实际税率征收。但这样一来，百姓负担是减轻了一些，另外一些人又受害了。

后来，李嗣源到国家库视查，了解到仓库保管的实际情况：由于很难完全阻止老鼠、麻雀的偷食，以及粮食本身放久了可能出现的自然朽坏，仓库中的粮食出库时总不可能与入库时一样多，而亏空的部份仓官们只能用家产去填补，填补不足时，甚至要用命去顶罪！李嗣源听了，大为感慨，于是又下令开征“鼠雀耗”，每征收一斛粮食时允许加收二升不入账，即加征百分之二，以备鼠雀之灾。

仅就李嗣源在位期间而言，取消了加百分之十的省耗，增加加百分之二的鼠雀耗，民众的税收负担还是减轻了。但是，由于官吏在官民矛盾中天然的强势地位，一项为官吏合理利益考虑的制度一旦开了口子，极难不被滥用，从而由合理走向不合理。鼠雀耗的加征比例在接下来的日子中根本守不住百分之二的底线，而是扶摇直上，到后汉时就涨到加征百分之二十，比原先被李嗣源废除的省耗还高了一倍！

又因为鼠雀耗最初是以防备老鼠、麻雀为名开征的，深受其害的百姓就给老鼠这种动物取了一个至今家喻户晓的别名：“耗子”。一项本为利民的改革最终演变成了害民的弊政，虽然这些责任并不应该由李嗣源来负，但他的确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明宗辞世 十三

2020-128

除了关心民间疾苦，李嗣源也比较能够承认和改正自身错误。比如有一次，李嗣源得到巡检军使浑公儿的奏报，称有两名百姓私下练习战斗。李嗣源的上位经历，使他对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非常紧，认为对下层的造反企图，就应该扼杀的萌芽状态，于是命石敬瑭从严处理此事。石敬瑭揣摩圣意，就不由分说将两人都处死！

过了一段时间，李嗣源才得知真相：原来那两个练习战斗的百姓，只是两个儿童拿着竹竿打闹嬉戏罢了。李嗣源非常后悔，做出了以下处分：自己减膳十日，向冤魂道歉；石敬瑭罚一月俸禄，以示薄惩；浑公儿仗二十，革职流放；再给受害者家属每家赔偿绢五十匹，粟、麦各一百石，安排埋葬；通告天下各州道府官员，今后凡有极刑大案，都要反复核实查清，不得虚应故事！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李嗣源对责任人的处理自然还是过轻，但放在当时那种军阀们杀人无算的大背景下，一个身历百战取过无数人性命的沙场皇帝，对于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小小百姓，能主动认错并赔偿，已经算做得非常不错了。

有一条很著名的传说：李嗣源当上皇帝后，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个神圣的职务内心非常忐忑，曾屡次于宫中焚香，祷告于苍天：“我只是一个胡人，因为时逢大乱而被众人推戴，事出于不得已，愿上天早日降下真正的圣人，为天下百姓做主。”

正好，就在李嗣源执政的第二年，在洛阳城甲马营有一个中级军官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异常强壮，活泼好动的儿子。几十年后，这个孩子长大，一飞冲天，成为五代的终结者，开创建了下一个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著称的长期王朝。

李嗣源祈求什么，就真得出现了什么，这倒底是因为李嗣源太虔诚感动了上天？还是整个故事就是被人编出来的，只是为了神话在他执政第二年出生的那个孩子？大多数人认为答案是第二个，我也这么认为。

不过，我同时也觉得，李嗣源对于自己在时代大潮推搡下，由自诩的忠臣，变成身不自己的叛逆，再变成意想不到的皇帝，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那种诚惶诚恐的不自信，和战战兢兢的无力感，还是有几分真实的。李嗣源之所以能一直压制自己欲望，成为让多数人认可的明君，恐怕多多少少也与此有关吧。

我隐隐觉得，李嗣源在他的帝王生涯中应该是感受不到什么幸福的，心太累了！不过现在，他终于解脱了，飞离苦海，魂归彼岸，只给中原留下了一批不合格的继任者，许多未知的危险，更加莫测的前途。

李嗣源的逝世，并不仅仅是让中原失去了一个比较宽厚仁慈、温和谨慎的执政者。作为唐末大乱中，最后一个经历了全程创业时代，在战场上赢得至高威望的君主，至此离开人世，五代进入了一个人才相对凋零的中衰期。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内，北方没有再出现一个有能力完全整合中原的君主，混乱和无序再度笼罩了华北大地。虽然那些混乱所引发的战争烈度，并不能同唐末大乱到梁晋争雄时代相比，但历史的主色调却让人感到更加灰暗：慷慨豪迈的英雄气少了，被压迫的憋屈感更强了，太多的人都仿佛历史洪流中浮浮沉沉的小木片，无力且无助。

同时，也正因为中原的中衰，曾受到李存勖与李嗣源有力打击，不得不暂时蛰伏于北方草原的契丹猛兽，从这个时候开始重启南下的勃勃野心，成长为真正可以威胁到中原政权生死的巨大外患！这一系列影响，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清晰体现出来。也许正因有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产生的强烈对比，人们在回想起这段历史时，才会觉得李嗣源执政的这七年时光是那样美好，那样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