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珂大吃一惊，回到城下，敲打城门，呼叫杨彦温出来。虽然把长官坑了，杨彦温还是保持着礼貌，登上城楼与李从珂见面。李从珂怒问：“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造我的反？”杨彦温向李从珂下拜：“我怎么敢忘记公的大恩？只是枢密院发来诏书，命您速去洛阳朝见，由我代管河中，我只是依旨办事。”

李从珂身边没带着几个兵，要反攻河中有困难，而且如果这的确是天子诏书的意思，自己更不能公然违抗。于是李从珂退到河中东面的虞乡县，派人将河中发生的突变上报中央，等候处分。

李嗣源收到李从珂的报告，顿时起疑，问安重诲：“杨彦温说他接到枢密院发出的诏书，这是怎么回事？”安重诲面不改色心不跳，谎话说得真的一样：“这明显就是反贼在胡说八道，胡乱攀扯，不值一驳！我看应该马上出兵讨伐，决不能招安，助长这些叛匪的气焰！”

李嗣源虽然是个实诚人，可人家又不傻，虽然在安重诲的一再坚持下，同意两路出兵讨伐河中叛军，但还是留了个心眼，嘱咐出征的副将药彦稠（这次出征的主将是西都留守索自通，引兵从长安出征，见不到李嗣源）：“等收复河中，切不可杀死杨彦威，一定要将他活捉送到洛阳，我要亲自审问。”

然而，安重诲极可能遣人给讨伐河中的主将索自通，打了方向相反的招呼，使李嗣源的命令变成一纸空文。索自通率领着讨伐军，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攻克河中，俘虏了杨彦温，然后在第一时间将这大呼冤枉的“叛军首领”砍头，传首洛阳！李嗣源见自己的旨意被公然违抗，十分愤怒，将失职的药彦稠大骂了一顿。

但我想冷静之后的李嗣源应该清楚，这件事不能怪药彦稠，甚至也不能怪索自通。很明显，在他们背后，有一个比他们更重要，更有权势的人，正在设法将自己架空！可是，重诲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安重诲之死 三

2020-095

这时，李从珂已经回到洛阳请罪，李嗣源责备了他一番后，命他先回家闭门思过，其实也是让他先避避风头。但已经取得了第一阶段成功的安重诲，自然要乘热打铁追穷寇，不能轻易放过打击目标。要不乘机彻搬倒李从珂，那第一步的胜利还有什么意义？至于具体招数么，就让两位宰相冯道、赵凤出面弹劾李从珂好了。

冯道在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丁忧期满，回到洛阳，对他印象极好的李嗣源亲自提名，先任端明殿学士，在罢免了豆卢革、韦说之后，与崔协一道升任同平章事。

升到宰相的冯道，保持了他一贯的忠厚长者之风。有一次，李嗣源与冯道闲聊，说这几年年景不错，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战乱，天下之事总算能让人稍稍放心了。冯道听罢，就给李嗣源讲了个小故事：“以前我在先帝幕府，受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口时，见道路崎岖难行，生怕摔倒，就紧紧抓着马辔，一步也不敢大意，终于平平安安出了谷口。等到了平地，我觉得已经安全了，就放开辔头任意奔驰，结果没跑多远就摔了下来。我认为对治理天下者也是这个道理，千万不能因为形势有所好转，就放松自己的警惕。”

李嗣源深以为然，又问：“今年丰收，百姓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吧？”刚刚从乡间回来，并将自己家产分给乡民的冯道，很郑重地答道：“农民的日子很苦，遇上灾年，忍饥受冻，甚至沦为饿殍；遇上丰年，谷价又会大跌，卖粮完税，根本攒不下钱。所以不论灾丰，农民的日子都不会太好。臣记得先朝进士聂夷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诗虽然写的并不高雅，但道尽了农家的艰辛，掌管天下之人，不能不对此有所了解！”李嗣源听了，感叹良久，命人将聂夷中的诗记下来，时时念诵给自己听。

李嗣源执政时期，着力整顿吏治，酌情减免税赋，尽量节约用度，不肯发动大的战争等等减轻百姓负担的做法，可能或多或少，都与他和冯道的这次对话有关。

不过冯道虽然是位好人，却绝不是宁折不弯，铮铮铁骨的硬汉。自从在刘守光刀下死里逃生之后，冯道面对强权，就只有委屈求全，明哲保身了。比如这次接到安重诲的密嘱，不管其要求合不合理，权倾天下的安枢密是得罪不起的！

另一位宰相赵凤，虽然曾力劝安重诲不可杀任圜，但那真的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并非与安重诲有什么矛盾。实际上，赵凤与安重诲交往颇深，是安重诲推荐他任端明殿学士，参与撰写诏书，长期在安重诲领导下工作，就在一个办公室，天天见面。等崔协死后，经安重诲推荐，赵凤接任同平章事。因此，对于安领导，赵凤非常尊敬，非常维护，安领导要求的事，自然义不容辞。

于是，杨彦温传首洛阳的当天，冯道、赵凤联名上疏，指控河中节度使李从珂：治军无方，酿成兵变，以致丧城失地！对于这样严重的失职行为，如果不加以惩处，岂不是给其他藩镇树立一个极坏的榜样？

李嗣源召见了两位宰相，很严厉地对他们说：“我儿只是被奸人陷害，现在是非曲直还没有搞清楚，你们怎么就能把罪责都算在他的身上？天地之大，就不能给我儿留一条活路吗！我想，奏疏上的话应该不是你们两个人的本意吧！”

冯道听出了轻重，不敢再说话了。而赵凤不愧是安重诲一手提拔的心腹，撞了南墙也没回头，第二天再次上疏，请求严惩李从珂。结果自然再次李嗣源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