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因剑而生 因剑而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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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现在网上不少论史者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因素无限放大，又将唐末的藩镇割据，与后唐第一王朝的情况不加思索的等同，提出一种与传统解释几乎毫无交集的新理论：“李存勖之所以遭受兵变，就是因为他试图削藩，利用监军等控制藩镇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些措施极大地侵害了各地节度使的利益，致使其统治迅速瓦解，至于沉迷戏曲、宠用伶人等等原因，都是胜利者书写历史时的刻意抹黑罢了。”

客观来看，削藩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确实可以解释李存勖失败时的部份现像。如在同光四年二月后，后唐数个藩镇的下层军人陆续发生反叛，三月后，多镇节度使与李存勖派驻各镇的监军发生严重冲突，各镇纷纷脱离了中央的控制，使本已困难洛阳中央，陷入兵力、物资均调动不灵的更大困境。

持这种论点的朋友常常看不起其它观点，认为自己说的就代表了真理，其他原因都是假的，都是神话，都是骗你们这些不懂史的人的！如果刻意地筛选史料，再凭借想像对一些史料做主观加工，对不利于这一论点的史料一概选择性失明，那么这种解释乍一看还是很道理的。但是，如果不这样操作的话，这种论点的破绽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比蔡东藩的点评高明到那里去。

比如，二月后下层军人的纷纷反叛，是因为魏博大兵皇甫晖、赵进给他们带了头，此时“被侵害了利益”的各镇节度使还基本上没人敢动；三月后各镇节度使们真正行动起来造李存勖的反，是因为魏州城下又发生兵变，李嗣源被逼成了反李存勖的首领，“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确实对李存勖怀有恨意的各镇节度使们，有了一个足够让他们团结起来抗衡强大的李存勖的领袖。显然，这与其说各镇节度使的反叛是李存勖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李存勖政权对地方控制力崩溃的结果。

李存勖那些让自己丧失人心，削弱自身软、硬实力的举措，有些确实能套进削藩的框架内加以解释，但更多的，与削藩毛关系没有，如：赤裸裸地制造赏罚不公，赦免挖遍唐陵大盗墓贼温韬，自己拆毁自己登基的祭天台，公开祭奠唐室仇敌朱温，强抢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魏博军人的妻女，不断出猎践踏洛阳周边的农田，诛杀著名清官罗贯等等。难道能将这些统统当成“胜利者书写历史时的刻意抹黑”，就可以不用逻辑，不用证明，将这一大堆史料全部一口否定吗？

在导致李存勖政权走向崩溃的过程中，明显有三次兵变最为关键，即由皇甫晖发动的贝州兵变，由张破败发动的魏州兵变，还有由郭从谦发动的兴教门之变。

其中，皇甫晖是魏博军人，魏博军是与李存勖渊源最深的两支藩镇军队之一（另一支是河东军），因为李存勖在灭梁前整整十年的常驻地就是魏州，也是在魏州登基称帝，魏博军那时就是他的直辖部队。

另两次兵变的领导人，张破败是从马直军人，郭从谦直接就是从马直指挥使。从马直是什么军队？是李存勖从各军中精挑细选的亲卫骑兵，是后唐帝国中央军中的中央军！可见，造李存勖反最积极的军队，并不是受到削藩打击的藩镇军队，而恰恰是李存勖的亲兵！如果李存勖的所做所为仅仅是削藩的话，中央军应该是受益者啊？他们造的哪门子反啊？

为了弥补这一显而易见的大破绽，持这一论点的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便想当然地随意加工史料。把李存勖派去伐蜀的那六万军队，说成是此时后唐帝国的“绝大部份精兵猛将”，是李存勖的“亲卫禁军”，是因为“李存勖把自己的亲兵都派出去了，所以藩镇军队造反时才束手无策”。但只要我们在察阅史料时稍微仔细一点，就知道这种说法其实是颠倒了黑白，事实是：伐蜀的军队绝大部份是梁亡后才归顺的后梁降兵，真正帮助李存勖打天下的精兵猛将们一直就留在北方。

综上所述，李存勖进行了削藩是事实，但削藩只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不仅不是唯一原因，连主要原因都不是。

附文：因剑而生 因剑而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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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么才是导致李存勖灭亡的最关键原因呢？其实不难，让我们看看李存勖在走向失败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上哪一个群体最活跃？反叛最积极？虽然李存勖也纵容孔谦等人用苛捐重税来盘剥百姓，同光朝的后唐民众负担明显加重，但当时几乎没有百姓暴动的纪录，有记载造反者差不多全是军人。而且，其中最积极造反的，是不分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广大中下层军人，而不是什么军方大佬。不论地方还是中央的军方大佬们，大多或是被裹挟，或是在大势已经明朗的最后关头才纷纷加入这一大潮。

所以，让李存勖倒下的原因虽然可以列一张长长的清单，但很显然，失去军心，尤其是中下层军人的军心，才是所有因素中的重中之重！

那为什么同样承受着同光朝的种种恶政，很可能处境更糟糕的百姓们还没有起来反抗，军队却率先揭杆而起了呢？这大概就需要追述一下从唐朝中叶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演变了。

唐朝的藩镇化，最先是从安史叛军残部组成的河朔藩镇开始的。河朔三镇虽然名气很大，但如果对比一下它们的土地、人口，加起来也不到唐朝整体的十分之一。为了以这样弱小的基础实力，长期抗拒中央的统一趋势，河朔藩镇在其内部只能尽最大努力来强化武力，一切以军事优先，一切利益分配都向军队倾斜。久而久之，河朔军队习惯了这种超国民待遇，视之为理所当然，稍有不满就闹事，甚至动不动就换一个节度使。

黄巢之后，唐中央崩溃，全国都真正进入了彻底失控的藩镇化，中央权威衰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开始逐鹿天下，激烈的混战持续不断。为了不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各藩镇都必须强化武力，也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向河朔藩镇的某些习惯看齐，军人优先，社会其他各阶层都要依附或服务于军人，渐渐变成全天下的常态。

其实进入五代以后，朱温、李存勖都在他们征服的区域内重建了中央集权，在他们统治的巅峰期，其辖区内各藩镇基本没有人敢抗拒他们的意志。但朱温、李存勖这种重建，并不是唐宪宗那种，靠强化中央，打击藩镇来实现的中央集权，而是在激烈的军阀混战中，强大藩镇通过打败、吞并了众多藩镇，让自己变成新的中央。这样的中央集权模式，比唐宪宗的模式更强有力，但对军队的依赖度也更高，在这个过程中，军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优势地位，理所当然的更加巩固。

李存勖曾经是深得军心的统帅。那时候，他和将士们同甘苦，共患难，领导着他们取得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那时候，士兵可以通过晋王的赏赐和劫掠敌人，得到大量财富，过上比普通百姓优裕得多的生活；那时候，李存勖身边的心腹，绝大多数都是在战场上表现优异的军人，每个军人只要英勇奋战，立下功勋，上升的大门就有可能向他敞开；那时候，成为一名晋王的士兵，是一件可以自豪地向别人夸耀的荣誉！

但是，随着晋王变成了大唐皇帝，这些都改变了。皇帝很少再亲临前线，与军人相处的时间少了，见得到他的军人也少了；李存勖的心腹中军人的比例也随之越来越小，腾出来的空缺，被原先让军人们看不起的宦官和伶人大量顶替，下层军人的上升空间被堵住了；仗打得少了，劫掠敌人的机会就变少了，除非在李存勖身边，捞到护卫出猎的任务，否则丰厚的赏赐也成为了遥远的传说，下层军人的经济地位在短期内迅速恶化。

百姓虽然蒙受着苦难，但他们之前的日子就没有多好过，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心理落差。而军人们，由骄子一下子变成弃儿，这种痛苦的失落感不是百姓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