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身死 二十二

2019-129

很明显，在李存勖这个强势皇帝的统治下，郭崇韬并不想冒着灭门的巨大危险，去尝试当第二个钟会。既然不能造反，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在李继岌面前洗脱自己的嫌疑。

郭崇韬采用的第一个办法，他其实之前已经部分在做，就是仿效昔日秦将王剪故智，大量受贿，自毁名声，以示胸无大志。王宗弼等前蜀降臣请愿事件发生后，让儿子郭廷诲组织车队，一路招摇地将收受的巨额贿赂送往洛阳宅地，恐怕也是故意做给别人看：我如果想留在蜀地，怎么还会将收来的钱都送往洛阳呢？

郭崇韬采用的第二个办法更直接，就是砍掉王宗弼那颗自作聪明，给自己惹祸的脑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十二月十日，也就是前蜀亡国后的第十三天，郭崇韬在请示了李继岌之后，将“倒戈功臣”王宗弼，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以及王宗弼的党羽王宗勋、王宗渥等人全部抓捕，押往闹市处斩，同时抄没他们的全部家产。在刑场一旁，贴有榜文公开宣示王宗弼等人的罪行：“…大逆不道地废黜自己的君主，专横跋扈地杀害宫中内臣，盗取公私财物据为己有…实在是国家的元凶！不能不明正典刑！”

成都城里很多官吏百姓都受到过王宗弼的荼毒，对他恨之入骨，只因为他好像是占领军的红人，看起来与李继岌、郭崇韬都打得火热，才敢怒而不敢言。突然听说王宗弼被抓起来要砍头了，个个拍手称快：哈，你也有今天！纷纷上街观看他受刑，有的还拎把小刀做准备。等王宗弼的人头离开他的脖子，众人一拥而上，割取尸身上的肉片，放进嘴里狠咬来泄愤。一会儿后，王宗弼被切割干净，只剩一付骨架！

不过，郭崇韬虽然努力想洗脱自己在李存勖、李继岌父子眼中的嫌疑，但从后续发生的事情看，效果并不显著。

这首先是王剪的办法在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人用过，郭崇韬又是个公认的足智多谋之人，以往在李存勖心腹小圈子中，又是相对比较不贪财的那个，他的做法很难让人轻信是出于本能。另外，用不着太好的数学成绩，也能很容易算清：郭崇韬如果割据蜀地成功，当上第二个王建，获得的利益会远远大于送回洛阳的那点儿钱。

更要命的是，郭崇韬已经与李从袭等宦官，以李存勖身边小圈子中的多数人结仇，这些人都能够想到：如果不乘热打铁，将郭崇韬搬倒的话，万一他回朝掌握了大权，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宗弼丧命后四天，前蜀的另一个大人物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被“好朋友”安重霸忽悠，千辛万苦走了一段长征路的前天雄节度使王承休，终于带勤王的残兵败将来到成都。虽然他见机不妙，赶紧投降，但实在是太晚了，黄花菜都已凉透。

李继岌亲自审问了他：“你身居大镇，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出兵抵抗？”王承休惶恐答道：“畏惧大王您的神武！”李继岌说：“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投降？”王承休又答：“王师不曾进入我的辖区。”

李继岌不想留他，便又提出一个带陷阱的问题：“你带着多少人进入羌人地区？”答：“一万二千人。”又问：“那现在回来的还剩多少？”答：“二千人。”李继岌说：“既然如此，现在该到你为那一万人偿命的时候了！”

功成身死 二十三

2019-130

虽然王宗弼民愤极大，王承休也并非无辜，但在短短几天内，后唐占领军连斩重量级降臣，还是让王衍宗族，以及为数众多的前蜀官员们心生忐忑。李继岌和郭崇韬还会不会兑现之前在檄文中，为前蜀降人们开出的优待条件？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让人放心了。

好在一个月后，李存勖派了一个名叫向延嗣的宦官担任使臣，来到成都，传达他的几份诏书。

在给前蜀降人的诏书中，李存勖宣布：前蜀四品及以上的文武官员，各降一级，等待重新安排职务。五品及以下的官员，除了有特殊才能，或门第高者外，即刻免职，遣散回家。率先投降有功者，予以奖励，至于具体操作，由郭崇韬全权负责。

李存勖又专门给王衍下了一道诏书，在里信誓旦旦道：“你尽管放心入朝，当享受裂土分封的待遇，我是绝对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天上的日月星辰可以作证，我没有一个字骗你！”

在软禁中忍受了多日煎熬的王衍，捧着李存勖的诏书喜极而泣：“我总算还可以当安乐公（蜀汉后主刘禅亡国后的封爵）。”

向延嗣带来的诏书并不只针对前蜀降人，还有一道更重要的命令，是发给郭崇韬的：既然前蜀已亡，战争结束，那么郭崇韬应该率伐蜀大军班师回朝。特别是要将在前蜀缴获的财物清点上报，尽快送到洛阳来！

李存勖此时对钱财如此看重，也是事出有因。后唐帝国经过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上半年的大旱灾，和下半年的严重水灾，中原各州县秋收严重减产，有的地方甚至绝收！这样一来，国库的主要支柱农业税，就很难足额征收。即使有孔谦这样的一流剪羊毛高手担任租庸使，但再锋利的剪刀，也无法改变无毛可剪的困境。

稍后，很多地方发生了严重饥荒，大量的贫苦农夫为了求生，和躲避租税，只得背井离乡，踏上艰难的逃荒路途。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本应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奈何在前两年经济稍微宽裕时，大量盈余的财富都进了李存勖及其身边人的私囊，并没有成为国库的储备。于是等灾情一起，失去有效税收补充的国库支出不减，很快被耗尽。首都洛阳因为聚集了太多的非农业人口，情况尤其严重，连当地驻军的军饷都发不出，更没有余力去管什么难民了。

孔谦只好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天天跑到城外上东门码头，等待各州开来的粮船，每到一船都立即卸货发放，减去所有中间环节，但大量军人家庭还是揭不开锅了。很多军人被迫靠典当妻子，卖儿卖女来渡过难关。那些因年纪大而卖不出去的军人家属，则成群结队到郊外采挖野菜，很多人就因饥寒死在了道上。

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的当然会人心不稳，李存勖看在眼里，也很担忧，数次召集大臣们商议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

吏部尚书李琪认为应该先保民，后保军，他上疏说：“上古三代盛世时都是量入为出，你先确定有多少收入，再决定养多少兵，所以即使遇上水旱灾情，也不会有发不出饷的匮乏情况。而近代以来，不管年景丰欠，都是向农民征重税来养兵，动不动就财用不足。我认为，从来就不会有农家富足而军人贫穷，或者农家贫穷而军人富足的情况，故而让农家过上好日子，才是解决军饷问题的治本之策。现在要直接削减农业税固然有困难，但至少也应该取消‘折纳’、‘纽配’等加重农民负担的税外苛政，让民众能喘一口气，稍得休息，一切才会慢慢好起来。”

李琪说的，显然只是一段冠冕堂皇但毫无可操作性的废话，人家都已经癌细胞扩散，躺倒在手术台上了，你开出的治疗方案还是加强锻炼、合理膳食！哪儿来得及？麻烦先抢救过来再说！

只是李琪的话听起来很正义，也不好直接说不行，于是李存勖吩咐让有关部门研究研究，之后便不再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