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之下 二十一

2019-065

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郭崇韬能够很容易地挤掉貌似强大的李存审，而看起来弱小的孔谦，却能像打不死的小强，虽然好几次要冒头，都被郭崇韬拍了下去，但最终还是冲破了郭崇韬的层层防线，让郭崇韬无可奈何呢？

其实如果我们转到李存勖的视角来看问题，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郭崇韬之所以能轻易排挤掉李存审，是因为作为君主的本能，李存勖其实早就想让这些资格老，功劳大，威望高的老家伙们靠边站。无奈之前大战不断，李存勖不能在战时自断臂膀，削弱本方的军事实力。但现在后梁已亡，良弓当藏，李存勖可以将削夺老将权力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排挤老将这一点上，郭崇韬的需求，与李存勖的需求正好重合，使得李存勖可以轻松地通过郭崇韬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自己去承担薄情负恩之名，何乐而不为？所以，李存勖对郭崇韬在这方面的行动，给予了百分百的支持，这才是李存审被轻易排挤的真正原因。

至于孔谦，原本并未得到李存勖的重视。对于郭崇韬打压孔谦的行为，李存勖既未支持，也未反对。但随着孔谦通过景进这条线，挤进李存勖的心腹小圈子行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孔谦让李存勖认识到了自己的“有用”，成了李存勖一定要保的人，所以最后与其说郭崇韬败给孔谦的钻营，不如说他是败给李存勖的意志。

说穿了，郭崇韬也是李存勖心腹小圈子的一员，虽然是比较另类的一员。他的权力来自李存勖的授予，当他的做法与李存勖的基本需求一致时，李存勖的意志往往隐身于幕后，让人看起来似乎是郭崇韬权倾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如果郭崇韬的做法与李存勖的需求不一致，甚至相背离时，郭崇韬的权力就仅仅取决于李存勖对自己的自律程度，和对郭崇韬的容忍程度。但凡李存勖铁了心要干的事，郭崇韬从来没有能力阻止！

网上有文章称：郭崇韬的权力不来自李存勖，而是军方大佬们推举出来对抗李存勖的代表（李存审、李嗣源：有这事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因为后盾强大，郭崇韬权倾天下，并能与李存勖分庭抗礼！结合我们以上看到的史实，这种观点实在是太过想当然。

咱们再来看看孔谦，郭崇韬为什么一定要压制他呢？这里面当然有老郭私心作祟的成份，但也绝不仅仅只有私心。咱们前文说过，孔谦与郭崇韬在很多地方相像，这里面除了都很有才干，也都很喜欢揽权外，拉仇恨的本事也都十分拿手，只不过，他们拉仇恨的对象不是同一批。而这，正是郭崇韬最反感孔谦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孔谦是如何“丰财赡国”的吧？其实要改善财政状况，方法无非两大类：一为开源，一为节流。我们就一样一样分开看。

后梁王朝的税收，在初始阶段是比较低的，但到了朱友贞时代，梁军在前线屡受重挫，每次大败后却都能以很高的效率，重新集结起一个个重兵集团，如果一直保持低税收，这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事。实际上，史书已经在一些地方，提到身为后梁租庸使的赵岩，是如何设法在正式税收之外巧立名目，盘剥百人性。

表象之下 二十二

2019-66

不过对于新建立的后唐王朝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前朝的暴政越突出，才能衬托出新朝的革命越正义，新朝的善政越伟大！

所以，为了向天下人宣示：光复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李存勖在刚进汴梁没几天，就发布了一道取悦天下百姓的圣旨。上面正大光明地说：“理国之道，莫若安民；劝课之规，宜从薄赋。”接下来就是三项具体的利民措施：一、暂停各道的徭役，还在服徭役的百姓都放他们回家务农；二、原后梁境内百姓先前积欠未交的税赋，以及欠公家的债务、利息等，凡是在汴梁光复以前发生的，都一概免除，不再征收；三、原先为了战事征集战马，向民间摊派一事，凡没有向官府领钱的，或有困难无法弄到马的，都免除摊派不再征收。

可想而知，正被沉重税赋压迫下的中下层民众，得知了新皇上圣旨的内容，会多么欢欣鼓舞，感念皇恩！但是，他们高兴不了几天，新朝的衙伇就会闯进家，追缴那些圣旨已经免除了的税赋，和各种徭役、摊派。民众的负担根本没有因为李存勖的圣旨而减轻，甚至是比以前更沉重了。

原来，在后唐的“国税总局”（租庸院）实际领导孔谦看来，这道圣旨就是个棒槌，没必要当针。咱们税收得越多，国库财力越厚，皇上自然越高兴，根本不会计较以他名义颁布的圣旨，是否都得到了严格执行；而要是真按圣旨精神办，导致税收不足，使得皇上和他身边的人，必须捐出受贿所得来补贴国库时，可别指望他们会表扬你坚持原则！

于是，李存勖高调宣布的善政，到了下边，孔谦根本不执行，沦为一纸空文。这种操作，无疑比不宣布善政，更加失人心！

也许百姓还带有期望：可能新天子只是一时受蒙弊，还不了解情况，一旦事情败露，天子能对孔谦公然无视圣旨的行为无动于衷吗？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丰财赡国功臣”就是李存勖对于这个问题，给予全天下最直接的答案。但天下人会怎么想？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李存勖在天下百姓中受到的爱戴程度大减，之后不管他再许下什么动听的诺言，颁布什么利民的善政，都很少再有人相信了。

前文《徐门易嗣》一节说过，五代各国的税收制度，基本都源自唐代两税法，以收钱为主。于是，每到收税的时候，广大农夫必须将手中的农产品尽快换成现钱，大商人们乘机压价，大赚一笔。

对于这种经济现像，南方的宋齐丘看到了它给百姓带来灾难，然后推动吴国的税制改革；北方的孔谦则看到了国家税收让商人分流的损失，也推出了自己的新办法。

新办法具体操作是：孔谦从他掌握的税金中拿出一部份作为本金，发行小额贷款，解决百姓们缺少现钱的燃眉之急。然后嘛，我也知道你们赚钱不容易，所以之后也不用还钱，以第二年出产的生丝偿还。

乍一看，这好象是个便民的善政，但关键的猫腻在于第二年，用生丝还贷的时候。孔谦的规定，不管当时生丝的市场价是多少，一律以几年内生丝出现过的最低价折算！于是，丝农们又被额外盘剥了一顿，只不过额外盘剥他们的力量，由还可以讲讲价钱的大商人，变成无法抗拒的国家机关！

当时的很多官员也知道这种做法潜藏的危害性，翰林学士承旨，兼代理汴州刺史卢质为此上疏给李存勖说：“这是伪梁租庸使赵岩干过的恶政，曾激起民众的怨愤。陛下您革故鼎新，为的是给天下人除害，如果各有关部门还像过去一样横征暴敛，与赵岩复生有何区别？…我是天子做事，不是为租庸院做事，可现在天子的圣旨久盼不至，租庸院的公文却一份接一份到来，都在催促我们按贷收债！我们该怎么做？请陛下尽快发一份明旨。”

然而，奏疏送上去之后，李存勖就当没看见，不予回应。显然，在财经政策上李存勖已经接受了孔谦的观点，更重视短期利益，更关心眼前母鸡的下蛋速度，而不太在意母鸡们吃得饱不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