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之下 六

2019-050

这里就以前文提到的，后梁归降节帅中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为例。一个是朱友贞铁杆心腹兼后梁外戚的归德节度使袁象先，另一个是大盗墓贼，匡国节度使温昭图。这两人在入朝晋见之时，李存勖待他们好象极为宽厚，赦其前罪，还分别赐名为李绍安和李绍冲，以示从今以后，亲密无间，礼送回镇。为了这过份的宽大，甚至激起了郭崇韬的愤慨。

但被史书淡化处理的后续事实是：仅仅过去几个月，袁象先就非常及时的死掉了，温昭图则被免去节度使之职，改任闲差。归德、忠武（李存勖改匡国为忠武旧名）两镇节度使，改由李绍荣（元行钦）和李令锡（原名朱令锡，朱友谦的儿子）两位后唐建国时的旧臣担任。

是不是有种上了当的感觉？这让我想起《西虹市首富》中王多余对夏竹的那句台词：“包括现在，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人，有些事情，不能光看表面。”

杨军与方正己先生合著过一本《后唐庄宗李存勖传》，上面他们是这样看待李存勖的：五代各个变态人物中最可爱的一个，一个游戏人生的好演员，一个长不大的大男孩。作为后人有此观感应该说没什么不对，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多数人，尤其是他的部下，恐怕就不会觉得李存勖是什么可爱的大男孩，只能承认他是个好演员。

一个脸上随时挂着亲切的笑容，口中常说着暖心的言语，但内心深不可测，随时可以毫不介意地改变你生死与荣辱，让每个部下都像坐过山车一般没有安全感的好演员，一只真正的笑面虎！

当然了，在唐末五代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重要情况需要考虑，那就是下勀上，或者我说的“军主现象”。在很多藩镇，最有力量并不是节度使，而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军人集团，你搞定了节度使这个大头目，并不等于搞定下面的军队，胡柳陂之战中周德威的死就是明证。不过，这种现象在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一，一般来说，北方要比南方严重，河北要比河南严重，老河朔藩镇又比一般河北藩镇严重。那李存勖已经动了后梁的节度使们，敢不敢动后梁的军队呢？

有两条记载，可以给我们提供间接的答案：第一条前文已经提过，高季兴回到江陵后，大量招募被后唐裁撤的原后梁军队，扩充自己的军力。第二条发生在同光四年（公元924年）五月，后唐的右谏议大夫薛昭文，就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上疏言事，其中就提到：“河南诸军皆梁之精锐，恐僭窃之国潜以厚利诱之，宜加收抚。”可见，后梁归降的从藩镇到军队，没有什么是李存勖不敢开刀的。

所以，藩镇们，尤其是后梁归降的藩镇们，在李存勖的统治下，既有生存下去的侥幸，又有随时可能生存不下去的危机感。至于反抗，后唐帝国是强大的，硬实力比此前的后梁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在李存勖对各镇军人的压迫没有发展到更高程度，让每一镇的军人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只要李存勖活着，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活！”之前，单独的反抗几乎是必败的！那还能怎么办？就只能尽力讨好李存勖，争取皇帝不要对自己下手。

表象之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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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个前提，当时留下的很多记载就很好理解了。比如，有朋友说过，藩镇的“忠心”，只能靠钱来收买。唐宪宗时为了稳定主动归附的魏博镇，唐中央给魏博军人们送去了巨额的赏金，等后来中央财政困难，钱供不上，魏博军人对中央的离心力马上又超过了向心力，接下来就顺理成章干掉朝廷派去的节度使，重新闹独立。

但周郝王面临的困境，当然不能用于类比秦始皇。在李存勖的同光朝，情况与唐宪宗时代是恰恰相反的：史书记载中，我们找不到李存勖大规模犒赏哪一个藩镇军队的记录，让人目不暇接的，是所有入朝晋见李存勖的原后梁藩镇，以及四方诸侯，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李存勖和他身边的亲信们送钱。

有关这一类的记载，前文中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因为缺少原始档案，此类资金流动，大多缺少明确的数量记载，但偶尔也有例外。如：李嗣昭的妻子杨氏夫人，为了给儿子李继韬脱罪，带来了四十万两白银，以及价值相当的其余珠宝。那都算成银子，大约就是八十万两。

据《中国货币史》估算，唐代的银钱比价，大致在一两银值钱一千文到一千三百文之间波动，我们按低点算，合钱八十万贯。往前推，这笔钱大约相当于唐宣宗朝中央一年财政收入的8.6%；往后推，这已然超过了赵宋最窝囊时，任何一年给辽、金、西夏交纳的“岁币”加“岁赐”的总量！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藩镇为破财消灾准备的保护费。不难想像，如果把各个藩镇送到李存勖身边来的，这些非正常资金流的钱财都汇总计算，将会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

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五代时北方经济应该不算富裕吧，当时一个藩镇节帅真有这么多钱吗？数字记载会不会有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明末的事例来作比看：

明末也是财政吃紧经济困难的年代，一年的正常税收本是银一千四百六十余万两，后来加上“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合计三千一百三十余万两。实际上这只是个理论数字，全国局势已经糜烂，根本收不上这么多。国难缺银子时，崇祯皇帝命勋戚、太监和百官们捐钱助饷，运动声势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因为是自愿原则，没有强制力，大家谁也不愿多出钱，整个捐助活动所得总计不过区区二十万两。明朝真的穷到那份上了吗？等李自成进了北京，没收皇室内帑，再把勋戚、太监、百官们抓起来“追赃助饷”，竟从北京一地就弄到的钱就高达七千万两银子，是明末理论年财政总收入的两倍多！

由此可见，千万不要低估一个腐败时代官员们的财富水平，以及他们在破财保命时的放血能力。

从以上的实际情况我们可知：所谓李存勖当时处境窘迫，对手下无官可封，无钱可赏的说法，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的想当然。李存勖手里既不缺官位，也不缺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