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王弑父 九

当然，如果仔细比较一下，会发现以上几个例子与朱温的情况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不管是卫宣公、楚平王，还是李隆基、李元昊，他们对美丽儿媳都表现出了很强独占欲，总要从名到实都夺到自己手中才罢休。而朱温在这方面可远没有这么“自私”，在记载中，他信奉的是“妾不如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何况，朱温此前已经有与敬翔“分享”刘氏，与张全义“分享”储氏这样的先例存在，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敬翔与张全义的信任，以此类推，他只是同儿子们“分享”儿媳，不是夺走儿媳，因此不至于对儿子下手，这好象也不是不可能的。

确实，从这个角度看，第二个疑问可以得到解释，但这又会引出第三个不合逻辑之处。

第三，这与朱温以往的行事风格不同，他要是特别喜欢王氏，为什么不像前述的那几位同行一样，干脆夺为己有？原因是他虽好色，但从来不会为单纯**易支付太高的报酬。

朱温是个挺奇特的人物，既荒淫滥交，却又痴情专一，他的性和爱是分离的，爱情只针对一个女人，即使那个女人不在了，也不会像汉武帝、唐明皇那样移情别恋。其他的美女对朱温而言，永远都只是性的玩物而已。他是强势的，随意玩弄、左右她们，却绝不会被她们所左右。这一点，只要看看朱温的后宫编制就一目了然了：

后梁后宫的第一级皇后，正常编制一人，实际空缺。第二级妃，正常编制四人，但实际只有一人，即朱温称帝后追认为“贤妃”的张夫人（张夫人未被追授皇后，这可能是延续自唐朝中期以来，基本不立皇后的传统）。在朱温其余妾室中，最得宠爱的有两人，一为陈氏，在朱温生病时不分昼夜为夫求佛祈福，见者动容；一为李氏，在洛阳皇宫大梁折断的那个晚上，见机的快，救了朱温一命。但即使如此，朱温给她们的报答也不过一个“昭仪”、一个“昭容”而已。

另外，大家还记得大交际花刘氏吧，主动献媚朱温，朱温却在一夜风流后随手把她送给敬翔；杨崇本妻号称绝色，朱温玩过一手就把她送还杨崇本；还有将朱瑾之妻送入尼姑庵的故事等等。这些事例都说明，朱温虽然喜欢美女，但除了张夫人这个唯一例外，从来不把别的美女当宝贝供起来。那么，大家认为，对**易如此“吝啬”的朱温，有可能为了一个暂时的玩物（仅仅是有可能而已），都懒得夺到手的女人，就空前慷慨到开出皇位这样一张巨大的“支票”吗？

如果不是靠着王氏的枕头风，那朱友文以一个养子之身，却能成为后梁皇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一个偶然结果。在朱温最后的日子中，王氏的表现可能更像一个好护士，而不会是一个好的性伴侣。在朱温决定立朱友文为继承人的决策过程中，她可能起到了作用，但不会比她丈夫朱友文，稍前在汴梁迎驾时表现出的“孝心”更重要。但这两者都不是关键。

更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朱友文和他的老婆做得有多好，而是原本皇位已唾手可得的朱友珪自己搞砸了，以及朱温那已经失控的情绪。那几天，朱友珪究竟因何事触怒朱温而遭到鞭打？今天是弄不清楚了，但这才是最关键的信号。以朱温不久前在那次失败的北征中的表现看，他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极易暴怒，有时甚至不可理喻。

好了，在下最后的观点是：朱温更立朱友文为皇储有可能是因为不满朱友珪，而引发的一时冲动，不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何精明过人的敬翔，在这关键时刻办事竟会出现致命的拖拉？

郢王弑父 十

现在，让我们重新把镜头转回郢王府，朱友珪还在与妻子张氏抱头痛哭，泣泪交流。他身边有个最大胆，也铁杆的心腹仆从，名叫冯廷谔，见此情景，主忧臣辱，说出了一句在正常情况下够诛九族的话：“现情到急处，当死中求生，王爷您干吗不设法自救，转祸为福？要举大事的时机就在这一瞬间，不容耽搁了！”

冯廷谔的话让人怦然心动，但造反毕竟一项风险极高的工作，凡能好好活着的人，多数并不想造反，想造反的人，多半是已经不可能好好活下去。从小养尊处优的朱友珪过惯了安逸的日子，并没有勇气马上下定决心，所以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一日，朱友珪发动他的所有耳目，四处打探消息，以便弄清楚老爹现在对待自己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自己是否真的已无他路可走？

至暮，朱友珪得到了耳目的秘报：皇上已经下旨，将外放王爷为莱州刺史，只是不知为什么，崇政院这次办事效率不高，还没有把敕书正式发下来。

噩耗坐实了，朱友珪感到全身一阵冰冷。“贬官→外放→流放→完蛋”这是父皇最常使用的经典整人程序，自己也要成为它刀下新的牺牲品了吗？朱友珪认为自己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任人宰割，要么宰割别人！罢了，罢了！既然你当父亲的不仁，就不能怪我当儿子的不义了！唯今之计，只有你死！我活！

何况，敬翔已经在无意中帮了朱友珪一个大忙。可以这么说，只要贬他为莱州刺史的欶令还没有生效，朱友珪就不但是此刻最有造反意愿的人，而且也是后梁帝国内部造反条件最优越的人。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那为什么说朱友珪是后梁帝国内部造反条件最优越的人呢？在下觉得，要讲明白这一点，以及将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解释清楚，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后梁帝国中央禁军的编制。

后梁帝国的禁军编制是在大唐帝国后期禁军编制的基础上，大幅度强化改进而来的。大唐后期的禁军，大致可看作“天子六军”加上左右神策军（有一段时间还要上左右天威军，故唐代宦官有“十军观军容使”一职，后天威军并入神策军）。而后梁帝国禁军，则是“天子六军”加上“侍卫亲军”。

“天子六军”是一个极古老的概念，出自西周时的《周礼》，里面规定周天子可拥有六个军的常备军（当时一军为1.25万人，六军共7.5万人），诸侯国大国可有三军，中国可有两军，小国可有一军。此后，历朝皇帝的近卫军无论数量多寡，都常用“天子六军”来代称。

唐代的“天子六军”是指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真的是六支军队。不过，自唐中期以后，他们就基本上丧失了实战能力，只剩下仪仗队的功能。后梁的“天子六军”则是左右龙虎、左右羽林、左右天武、左右天威、左右神武、左右英武，实际上是六个军号，十二支军队，编制比唐代扩大了一倍。后梁“六军”加强并不仅是数量，质量也远非唐代“六军”可比，大多都经过战场磨砺。一般认为，后梁“六军”中，以左右龙虎军最为精锐强大，不但因为参战的纪录最多，历任统军者多为宿将，如张归霸、牛存节、贺瓌等，而且朱温也曾在诏书中褒奖过：“龙虎军，亲兵之内实冠爪牙！”

在朱友珪准备挺而走险的时候，左右龙虎军都驻扎于洛阳，此时的统军一为柏乡败将韩勍，一为朱温的外甥袁象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