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图强五

也许是整个风气使然，除了李存璋、张承业这两位内政干才，河东集团还有不少官员也在同期展现出了不俗的治绩，比如功勋卓著的名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

在夹寨之战中，潞州城被梁军包围了一年有余，据说城中光饿死、冻死的人口就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待解围之后，城中不论大街小巷，处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景象。

面对眼前实实在在的困难，李嗣昭一方面掏钱购买种子、种蚕，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鼓励他们将因战争而抛荒的田地重新播上希望的种子，让空荡荡的的蚕房内重新传出蚕虫咀嚼桑叶的沙沙声。一方面，李嗣昭又宣布，将正常缴税的日期大大推迟，应缴纳的数量也将酌情减少，官府将与民众一起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有了李嗣昭这样的好干部，再加上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潞州有点儿幸运地未再成为梁晋双方争夺的焦点，这座遭受重创的城市，竟然在数年间又渐渐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在河东这一幕幕亲民、爱民的感人大戏中，当然也少不了李存勖自己的戏份。要知道在处理军政事务之余，李存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与演戏，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霸气十足的艺名：李天下！李天下者，难道不该担当天下的主角吗？

于是，有很多河东百姓，看到了最让他们动容的一幕：年轻、英俊、高贵的晋王殿下，常常因为在路上遇到挨饿受冻的平民，就立即下马，亲切地与他们交谈，问一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怎样的帮助，有没有受到官吏的欺压等等。

所有见到过李存勖的河东百姓，无不在心里赞叹：咱们是多么幸运啊！竟然能遇到晋王殿下这么仁爱贤明的主公！像他那样的人，一定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吧？

李存勖的内政改革，其措施并不局限在吏治与民生两方面。在出台惩贪措施的同时，李存勖就向所辖各州府下达了求贤令，要求各地方政府、各级官员都要用心寻找发现人才，并向总部推荐人才，由总部量才录用。

李存勖的这个举措，绝不仅仅是要找人来填补惩办贪官后留下的行政空缺，更是为了向天下士人释放善意，吸引他们的支持与加入，改变以往河东集团总以代北武夫为核心，统治基础过于狭小的缺陷。

从长远看，李存勖的求贤令对河东集团影响颇大。以往，唐末的士人为躲避战乱或迫害，通常都是逃往南方，自李存勖上台后，前往河东寻求庇护的人才多起来，如冯道、吕琦等，天下的读书人也不再把河东集团看作胡人掌权的半野蛮政权了。河东集团原来就高举拥唐大旗，现在大量汉族士人的加入，进一步稀释了河东集团已经越来越淡化的胡风，使其在本质上与汉人政权已不存在区别。有的著作将脱胎与河东集团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称为“沙陀三王朝”，其实，这三朝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沙陀人的民族特色，时人也从未以异族视之，与中国历史上其它胡人建立的王朝有本质不同。

总之，没用太长时间，李存勖就在自己辖区内的民众间赢得了广泛的爱戴，这是他的父亲李克用从来不曾达到过的成就。读史之余，掩卷静思，我会禁不住产生遐想。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们，假如他们能够有幸活到十七年后，见证了李存勖所有光荣的最终幻灭，也许会发出沉重地一声长叹：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果时光能够定格在当初的一刻，该有多美好啊！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朱温晚年太昏头太不顺，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没能集中精力打击河东，从关中回来后都过去多久了啊。实际上朱温对河东最大的优势就是兵多，地盘大，经得起消耗战，如果朱温明智的话应该早就开始三道并进，目地不是攻克太原，而是掠夺河东各地，迁民于河南打击河东的战争潜力，如果坚决这么打击下去，李亚子哪有从容整理民心休养生息的机会啊。

其实在下的前文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了啊。不是朱温大发善心，愿意留给李存勖从容整理民心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他刚刚做好再一次大规模伐晋的准备，预定中的伐晋头号主将刘知俊就造反了，完全打乱了朱温的计划，原先计划用于对付晋军的军队、粮秣、辎重被转而用于平叛。

至于平定了刘知俊之后，双方的攻守之势发生了易位，战争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李存勖手中了。详情会在后文慢慢分析。

其实，公平的说，李存勖的失败并非失去民心，而是失去军心吧？

中天兄说得一点儿不错，李存勖是因为失军心而失败的。虽然在他统治后期，也开始渐渐地不得民心，但程度还比较浅，无关大碍，各地发生的都是兵变，未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民变。

其实说起来，即使论失军心，历史上失军心比李存勖更严重，可也好好活到老死的帝王也多得是，只是五代这个时代与多数时代不同，军队都知道“咱们军人有力量”，所以对君主错误（有时甚至不能算错误，只要令大兵不爽的就够了）的容忍度很低（南方各国在这一点上不明显）。

举个例子，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的君主，若按五代的标准，第一次伐高句丽大败就应该被推翻了；杨玄感起兵又该死一次；雁门被围又该死一次；雁门解围后食言不赏将士又该死一次；执意不回长安，要去江都，逼得将士妻离子散又该死一次。可结果呢，直到在江都呆了将近两年，那些禁军将领才因为同事、部下的大量逃亡，担心受牵连而造反。他们对一个坏领导的忍耐程度，在五代同行们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