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之殇 五
在下认为，除了干儿子杨崇本重新回到李茂贞的麾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原本一直在忽悠李茂贞，拿他当范厨师耍的西川老狐狸王建，终于一反常态地给了他实质性的援助。
王建当然不是突然间人品爆发，变得诚实守信了，也不是因为巴蜀的将军们热爱和平，希望与凤翔同行长久友好下去。实际上，就在前不久，王建的很多部将还向王建进言说：机不可失，应该乘着朱温主力东调，去对付王师范的机会，大举出兵北伐，一口吞掉已经元气大伤的李茂贞。
单纯从这些建议的可行性来看，已经很强大的王建集团要将它成功实施，其实并不太难。但进言的将军们显然忽略了一点：他们的老大是王建，不是刘备！
与那位历史上最有名的蜀地割据者相比，不管是论打仗，还是论权谋，王建都要比刘备高那么一点点，比脸厚心黑，更可以把汉昭烈帝甩出几条街！但是，作为一个开国建基的创业领袖，真的有这些就足够了吗？有些才能，例如广纳人才的个人魅力，不为人下的进取精神，还有识人容人的领袖肚量，恐怕更为重要。偏偏在这些方面，王建都只能甘拜下风。
在华夏文明的区域内，巴蜀是个最典型的盆地，四边高山环绕，天险重重，中间沃野千里，人烟稠密，虽然其潜力足以自立一方，内部联系也很便利，可与区域外的四邻交流就很不方便了。因此，凡以巴蜀为根基的割据者，若想打出盆地，争夺天下，只能有两个方案：或者派一个拥有权威的大将为主帅，再将自己的大部分兵力交给他，让他全权指挥，出师征伐，无法遥制；或者自己亲自统军出征，将辛苦打下的巴蜀根据地交给有能力有威信的人坐镇。
不管那个方案，都需要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即至少得有一位既能力出众，又绝对可以信任的手下。可这一条恰恰是猜忌之心极重的王建所无法具备的：凡是他信得过的手下，能力都不怎么样；而能力比较出众的人，如华洪（王宗涤）、许存（王宗播）、王先成，还有后来的刘知俊等，在他眼中都是危险分子，等不到狡兔死就已经有熬狗肉汤的冲动，更别提什么信任或重用了！
正因如此，让王建出兵北伐，与朱温、李克用等逐鹿中原，实际上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是，王建不方便把这个实话说出来，打击手下积极性。要让手下都以为咱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才利于保持集团的高昂士气，不是吗？所以王建和谋士冯涓唱双簧，请他来发表对北伐的看法。
冯涓道：“战争是一种很凶残，很不吉利的事，即会吞噬无数人的生命，又会让大量财富化为乌有，如同填不满的无底洞，岂可轻易言战？方今中原，唯宣武与河东最强，他们龙争虎斗，势不两利，但这种态势不可能长期保持，一旦他们决出胜负，合二为一，再出兵巴蜀，那么即使诸葛亮复生，也难以抵挡了。以我看，凤翔李茂贞集团的存在，正是我们抵挡北方入侵最好的藩篱屏障，所以我们最好留着他，与他和解交好，缔结姻亲，支持他继续守下去。这样一来，没战事的时候，咱们可以安心归田，训练士卒，固守封疆；有战事的时候，再根据情况，相机反应，我们可以比拿下他更加安全。”
长安之殇 六
王建赞道：“冯先生说得对，李茂贞虽然只能算个庸才，但这几十年也算闯出了点强悍能战的名声，关中远近都对他有所畏惧，与朱温一争胜负的本事固然没有，但收缩兵力，守住老巢的能力还是不错的，让他当我们的藩篱，为我们守边，比我们劳师费力，派兵翻越秦岭去防守陇右，利益大多了！”
就这样，按照《前蜀后蜀史》的推算，至少坐拥二十万大军的蜀中霸主王建，在根本未受到强大外力的威胁或牵制下，就主动放弃两次打出蜀地的大好机会（另一次是成汭之死，荆南无主），开始执行缩头乌龟式的保守战略。
根据这一战略，王建派使者前往凤翔，表答了和好的诚意。李茂贞虽然不太敢相信王建的信用，但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便也试探性地派使节回访，提出凤翔现在处境困难，请求王建给予武器和经济方面的援助（不敢再要援兵了）。
王建不但慷慨地一口答应下来，更难得地说到做到，大批蜀地特产的上等丝绸和兵器盔甲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凤翔，极大填补了李茂贞的财政空洞，使他能够顺利渡过被朱温痛扁之后的难关，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元气。
一来二去，蜀岐之间迅速化敌为友。后来，李茂贞还派使节赴成都，请求联姻。王建便将自己的一个女儿（王建称帝后封为普慈公主），嫁给李茂贞的侄子天雄节度使李继勋，使双方同床异梦的盟友关系，在表面上得到进一步强化。
除了得到王建“真诚”的帮助外，李茂贞还派自己一个义子李彦琦出使甘州回纥，经过谈判，建立了一个以凤翔为物流中心的，比较稳定的贸易网络：李茂贞把从王建那里得到的丝绸转卖给回纥人，从回纥换回大批战马装备自己的部队，还有很多西域美玉之类的奢侈品，再回头卖到蜀地。《九国志》上说，通过这一转口贸易，凤翔“所获万计”，虽身处贫瘠的西北之地，又要投入巨资扩军备战，但仍在经济上站住了脚，有了与朱温抗衡下去的本钱。这也才有了会合杨崇本，试图收复部分失地的军事行动（个人认为，李茂贞不大可能真的想进攻长安）。
好了，言归正传，不管李茂贞军事行动的真实意图如何，他已经为朱温提供了足够的借口。在朱温那份打着奏章标签，但实质是圣旨的决定在长安宣布后，还没等李晔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朝中首相裴枢已接到朱温的公文，上面以不容质疑的语气，命令文武百官立即离开长安，起程东行。
裴枢，出身唐代的仕宦名门：河东裴氏，是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裴遵庆的曾孙，咸通十二年进士。他早年担任过歙州刺史，被正在扩张势力的杨行密给赶跑，早早就见识了强藩的厉害。回朝后，裴枢任过一段时间的宣谕官，负责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工作，有一次，他到宣武传旨，乘机在这个大有前途的强藩身上做了些感情投资，与朱温交上了朋友，正因这个原因，他才受到朱温的推荐，得以取代崔胤。由此可见，裴枢在朝廷大臣中，还属于识时务的“俊杰”，现在迁都既然是朱温的意思，那不管它合理与否，只有积极配合，决无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