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卢王师范 六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王师范的这种表演，如果说依法杀舅还让人佩服的话，那向并非有什么特殊功绩的部下的部下下拜，就给人觉得太做作了。

好吧，根据以上简介，我们大致可以为王师范这个人做出几点小结了：

首先，王师范绝对不是一个脑残。恰恰相反，他非常聪明，在少年时已显示出超过常人的勇气与才智。否则在缺少河朔传统的平卢，依河朔惯例子承父业，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六岁的王师范在自身威望不著，手下人心不服，朝廷不承认，以至部下打着中央的名义反叛的困难处境下，靠施展诈术，迅速清除各种反对力量，夺过并掌稳了大权，其难度明显要高过后世与他同岁的玄烨除鳌拜，至少玄烨拥有王师范根本不具备的大义名分。

其次，王师范其人确实比较有正义感和忠义观念，也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倾向，但他一出道就与天子诏书对着干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战胜他的理性。他绝不是那种“君要臣死”，就会认为“臣不得不死”的傻忠。

第三，王师范喜欢在人前作秀，喜欢扮演道德楷模，他说的不少话，目的是在塑造一位贤良方正的忠臣义士形像，而非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平卢曾经强大过，但早已风光不在，王师范拥有的实力已完全不可能单独抗衡朱温。结合以上三点，一个既不是脑残，也不是傻忠，并且喜欢作秀的平卢节度使，他有可能为了一道破绽百出的“圣旨”，和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忠义”，就押上自己的所有一切，去参与一次几乎必败的赌局吗？

个人以为，只能有一个解释：按王师范的计划，平卢绝不是单独与朱温翻脸，他一定事先在幕后，至少得到了一个强大势力的暗中支持与怂恿（只有名气没有实力的张浚是担当不了这个角色的），认为一旦开战，将形成对朱温的强大统一战线，自己承担的，大概只是次要责任。只不过，王师范可能是被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给忽悠了，后来的局势并没有按他设想的发展。

那么，谁会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那只大手呢？由于年代久远，又事关机密，我们很难在史料中找到直接的证据，只好使用排除法来进行一番推测了。

在下认为，虽然史书上说，王师范是在看到李茂贞、韩全诲从凤翔发出的诏书，与张浚的来信后才决定动手的，而且他起兵时，也是打着援救凤翔城中的李晔的旗号，但李茂贞其实是第一个可以排除的嫌疑人。

这是因为：一，王师范起兵时，李茂贞已经被打残了，根本无力为平卢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二，从凤翔到平卢路途遥远，且隔着庞大的朱温辖区，彼此要联系协调极为不便；三，从发给杨行密的诏书看，李茂贞根本就没想到王师范是他可以争取的力量，他与王师范之间很可能毫无来往。

去掉了李茂贞，那么此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朱温的嫌疑人只剩三位：蜀中王建、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

平卢王师范 七

这三位都是咱们的老熟人了，想来朋友们对他们各自的崛起之路，及为人处事的风格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咱们就先以三人的性格为线索开始探索吧。

在朋友们看来，这三位老大中，谁最言而无信，最喜欢放人鸽子呢？我想答案应该是一致的：王建。放眼唐末的所有大军阀，在脸厚心黑，撕盟约如撕手纸等方面的造诣，能与朱温一争高下的，也就只有王建了。那么，鼓禖hong王师范起兵的人会是王建吗？

可惜，以在下看，阻止这一假设成为事实的障碍太多，故这种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

最直观的障碍与李茂贞的第一、二项理由相同：蜀中距离平卢，比李茂贞的凤翔距离平卢更加遥远，道路更加崎岖，联系更加困难。距离也同样减少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假如王建与王师范确有秘密盟约，那么在平卢有难之时，远在巴蜀的王建即使忠于盟约（且不说此人的信用度早就是负数了），也极难对王师范提供有效援助。

除了距离这个客观因素外，还有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王建缺少挑动讨伐朱温的动机。这倒不是因为朱三与王八太相似，有什么惺惺相惜之情，而是王建似乎已经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对主动去招惹是非的兴趣不大。

证据，就发生在王师范起兵的五个月之前。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八月（即武勇都之乱暴发的同月）底，刚刚率军北伐李茂贞，拿下兴元，就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蜀军头号战将王宗涤（华洪），突然被王建召回成都，随后被立即处决！

就唐末而言，王宗涤并不是第一个被自己主君杀死的名将，在他之前有李存孝，有朱珍，之后有氏叔琮。但李存孝谋反在先，本来就已犯下了死罪；朱珍是露出了跋扈的苗头，擅杀大将，让老大感到不安全；氏步琮则是代人受过，替老大背骂名。不管合不合理吧，他们被杀都有说得过去的罪名。唯独王宗涤是被赤裸裸地冤杀。

王宗涤有勇有谋，深得军心，但他为人小心慬慎，与杨行密集团的田頵可谓走两个极端。当初王建平定东川，他因为功居第一，被王建任命为东川节度使，成为王建集团中位高权重的二号人物，自己就感到了极度的不安。于是，王宗涤上任不久，就提出东川地盘太大，请求划出五个州另外成立一镇，以便主动削弱自己的实力。这样还不算，在东川任上干了三年，王宗涤又主动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王建应允，给他加了一个同平章事的名誉宰相衔，召回到成都，稍后又命他统军北伐李茂贞，再后来就被毫无理由地杀掉了。

那王建为什么要杀自己最能干的部下呢？这据说是因为王建在成都重修的节度使衙门，因为大门表面刷有朱漆，不知怎么的，民间就给这幢建筑取了个绰号：“画红楼”。画红，正王宗涤的原名华洪谐音，这让王建产生了不好的联想，担心这是谶语，将来会应验，故决心将其提前除掉。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王宗涤在知道自己必死时说得那句话：“三蜀（即东川、西川、山南西道）大致平定，大王要听信谗言来杀功臣，正是时候！”这就是当初越王勾贱杀文种的理由，所谓狡兔已死，走狗当烹！不然，王建干嘛选择刚刚拿下兴元就立即动手？

巴蜀是古代汉文明核心区域中，比较特点鲜明的一块。它的四周天险重重，一旦占据三川，这种环境就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不像朱温的宣武那种四战之地，除非一统北方，否则始终谈不上安全）。它又足够的富庶，即使关起门的小日子，也能过得比较滋润。这两点共同作用，使得古代割据于蜀地的政权，除了背负着兴复汉室理念的蜀汉外，都缺乏向外发展的进取心。

王建显然也没有例外，更明显的证据发生在一年后，王建乘成汭败亡之机，取得荆南地盘的大部份，但随后王建集团研究认为：瞿唐峡是蜀地东面门户，瞿唐以东的土地不便防守，便主动放弃了归、峡二州。

总之，王建如果遇上进取中原的好机会，我相信他是会动手的，但如果要他自己费力谋划去创造那样的机会，那他已经没有那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