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儿”王建 六
其实，在发表这番“作贼宣言”之前，王建干得早就是些贼事了。高调宣布自己要当“贼”之后，王建真正想的，却是如何把“义父”和“义伯父”定位成“贼”。当然，以田令孜和陈敬瑄兄弟的所做所为来看，这种定位也不算冤枉。
听说王建与田令孜翻脸，那位据说已经被王建“得罪”的顾彥朗立即尽发东川之兵，命自己的弟弟顾彦晖为总指挥兼汉州刺史（王建才打下的汉州，就被顾彥朗老实不客气地拿走了），支援王建，以图乘火打劫。
顾、王联军数万人开始猛攻成都，恶战三天，损失不小，却无法克城，只得又退回汉州。当然了，考虑到此时王建卷了铺盖也不过八千人，这支联军显然以东川军为主力的，假如现在就拿下成都，那得利也肯定是顾彦朗，不会是王建，这只要看看汉州的例子就知道了。因此，顾、王联军此时打不下成都，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
毕竟现在陈敬瑄的西川军还很强大，与之相比，王建兵微将寡，身旁又有个兵力比自己强好多倍的盟友顾彦朗，要知道王建追求的，可不是为别人作嫁衣啊！那么，如何才能以一小蛇之身，从身旁巨蟒的口中夺食，完成兼并西川这一吞象之举呢？王建找来谋士周庠一同商议。周庠说：“成都不可能一下子攻克，我们可以先在它的旁边找个根据地。邛州（今四川邛崃）城池坚固，仓储也很丰足，守兵却比较弱，可以先打下来当作根基。”
王建点头同意，又发表了一番高屋建瓴的谈话：“我在军中这么些年，发现攻战征伐，最好都打着天子的旗号，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军心容易涣散。我们如果上疏朝廷，揭发陈敬瑄的罪行，请求中央出兵讨伐，我借力打力，大功便可创建了！”
其实在下认为，王建还有一段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把中央搬出来，也可以制约顾彦朗，让他不能轻易将打下的西川地旁纳为己有。等将来时机成熟，从虚弱的中央手中窃取西川，也会更容易些。
王建将自己“奉天子令以讨不臣”的想法“坦承”告知顾彦朗，顾彦朗的脑子没王建这么复杂，只是听老弟说前线作战失利，觉得寻求中央支持是很合理的，因此顾、王二人，一拍即合。就这样，王建命周庠起草的，拉上顾彦朗一起签名的奏章，才送到了李晔的案头。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六月，李晔正式任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顶替陈敬瑄的位子，陈敬瑄的新职，是左龙武军统军，一个级别很高，但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衔。
这叫作先礼后兵，用脚指头都想得出，陈敬瑄和田令孜兄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弃兵权，回到长安，然后任人宰割。因此，接到圣旨的陈、田两兄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整顿兵马，强化训练，屯积钱粮兵器，加固城防，准备武力抗拒。
这么一来，昭宗李晔便顺理成章地以“抗旨”之罪，免去陈敬瑄的一切职务，由当初靠党附田令孜才当上宰相的韦昭度成了征讨西川的总司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总司令，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总参谋长（行军司马），从西川划出邛、蜀（今四川崇庆）、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四州成立永平镇，以王建为永平节度使，同时充任前敌总指挥（行营诸军都指挥使）。这样，王建至少在名义上也当上了节度使（因为这四个州目前全不在他手中），与顾彥朗平级，可以合法地为自己扩充地盘了。
王建的谋划，又取得了一次阶段性成功。如果干爹算爹的话，干儿子王建正向着唐末第一号坑爹冠军的宝座稳步前进！
宰相张浚 一
好了，出于大家已经能够理解的原因，对陈敬瑄的讨伐将是一次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以咱们暂时按下不表，来看看其他地方的情况。首先，在西川讨伐战还没打出什么成果的时候，昭宗李晔又收获了一项意外的成功：
在朱温，及其大将李唐宾的猛烈攻击下，蔡州皇帝秦宗权节节败退，到了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六月，名义上仍属于秦皇帝麾下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德諲，通过朱温穿针引线，正式倒戈，重新加入大唐阵营。昭宗李晔得报大喜，特改山南东道为“忠义”镇（听起来怪讽刺的），以示嘉奖。同时承认赵德諲为忠义节度使，加授兼讨伐秦宗权的副总司令。
秦皇帝又苦苦支撑了半年，十二月，秦宗权的部将申丛发动兵变，抓住了自己的老大，然后将他的双腿打断，关押起来向朱温投降。
没等朱温受降的人到达，蔡州又发生第二次兵变，将军郭番杀掉了申丛，造谣说：“申丛打算重新拥护秦宗权当皇帝，所以自己当机立断，铲除了叛贼！”虽然这明摆着是一句假话，但朱温关心的，是早点儿献俘阙下，成就大功，为谁谁申张正义这类破事儿，你们找包清天去吧！所以，朱温很轻易地就“相信”了郭璠的解释，答应让他当奉国留后，郭璠则将秦宗权送给朱温（秦宗权一到手，朱温就把蔡州给了自己的老朋友赵犨，此后郭璠下落不明）。
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二月，朱温将谮位皇帝秦宗权押送至长安，昭宗下令，将其斩首于长安西市。据说在临近砍头之前，已成残疾人的秦宗权还不死心，从囚车中伸出头，对前来监斩的京兆尹孙揆说：“孙大人，您可要明察啊！我秦宗权怎么会是反贼呢？只不过对国家一腔赤诚，却报国无门罢了！”听到如此不要脸的名言，围观众人无不秦皇帝的喜剧天赋叹为观止，既而哄堂大笑。
就在大家的笑声中，蔡州皇帝秦宗权身首异处，自黄巢在长安建国大齐以来，九年过去，大唐天子终于再一次成为了华夏大地上唯一的皇帝。虽然这个成功的取得，其实和昭宗李晔，甚至大唐朝廷都没有多大关系，但它还是让昭宗产生了一种天下无难事的幻觉，并在这一良好感觉的驱使下，雄心勃勃地寻找下一个打击目标。
昭宗李晔认为，要中兴大唐，重振天子声威，必须内压权宦，外除强藩，因此他的目标，也不外乎宦与藩。
当今最得势的宦官是谁？当然是以拥立李晔为帝，而自居为“定策国老”的杨复恭。身处宦官掌兵的屋沿下，李晔不得不在表面上对杨复恭百般恭敬，但由于李晔在内心对宦官专权的极度反感，使他对这位定策国老的所谓恩情，并无半点感激。真正得到李晔信任和器重的人，还是大唐的宰相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