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尽弓藏 四

六月三日（狼虎谷事件发生前十四天），高仁厚的报捷文书以及抓获的俘虏送到了成都。钉人钉上瘾的陈敬瑄没有错过这些新标本，虽然神策军时代的老同事老朋友杨师立已经死了，但他还有儿子在，于是，杨师立的儿子被钉在了成都的北面城墙上（现在知道杨师立自杀的正确性了吧，在下都有点儿怀疑：陈敬瑄以前真是卖饼的么？没当过木匠？），供人参观。

在众多的参观者中，还包括了陈敬瑄的三个儿子。被钉在城墙上的杨师立之子，本已淹淹一息，但当他看见那几个童年玩伴正身着华服，来欣赏他如何慢慢死去时，突然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悲愤地长啸：“这种事马上就轮到你们了，好好等着吧！”陈敬瑄的三个儿子忙掉转马头逃走了，在他们身后，只留下凄厉的笑声还在城墙上回荡……

正当陈敬瑄在成都，对“杀人时如何实现受刑人痛苦最大化”这一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高仁厚进入梓州衙门，正式就任东川节度使，成为了专制一方的大藩镇。

从地位上讲，高仁厚差不多已经与提拔他的老领导陈敬瑄一样了，不过他的追求却与注重保权和享乐的陈敬瑄不太一样。高仁厚检查了东川的监狱系统，实行拨乱反正，释放那些受冤枉或罪过轻微的囚犯；他打开了东川的粮库，赈济饥民，避免他们因遭受战乱而流离失所，与民休息。韩秀升说过，天下已找不到公理与公道，那好吧，我至少能在东川，尽力把公理与公道找回来！

但是，要在这个乱世寻找公理与公道，真有这么容易吗？

一年多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三月，原东川降将，遂州刺史郑君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发动兵变，攻陷成都之北的汉州（今四川广汉），进逼成都。陈敬瑄调集重兵反击，兵微将寡的郑君雄战败被杀。

本来这类事情在唐末，平常得就像今天伊拉克的自杀式袭击，不炸死个几十人都不好意思上新闻版面，但陈敬瑄却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干掉高仁厚！

关于陈敬瑄想杀高仁厚的原因，欧阳修所著《新唐书》的说法，是高仁厚当上东川节度使之后，与陈敬瑄断绝了关系，不再把老长官当长官，使陈敬瑄很恼火。但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没有提到高仁厚曾有与陈敬瑄断交的事，只说陈敬瑄对这位给自己立下汗功劳的旧部下深怀猜忌，决计杀之！两者比较，哪一说更接近真实呢？在下认为，欧阳修的说法与随后发生的史实存在逻辑矛盾，故而司马光的说法更为合理。

高仁厚做的不少事确实让陈长官不爽：你凭什么处处不杀人，想彰显我常常滥杀无辜？你凭什么给犯人平反昭雪，想衬托我经常制造冤狱？你凭什么开仓救济饥民，想表现我不顾民众死活，一味搜刮民财？一个时时只想着为自己搏取美名，而不惜使领导蒙羞的家伙，哪个领导能够忍受？

不过陈大人毕竟是大人有大量，对高仁厚的种种“不轨”行为还是忍耐了足足一年多。但到了光启二年春，陈敬瑄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具体原因倒与高仁厚无关，而是时局发生了骤变：他的弟弟田令孜重建中央权威的努力失败，被迫带着皇帝再次逃出长安。墙倒众人推，那些原先被田公公笼络的、提拨的，被视为田公公死党的藩镇，此时一个个翻脸快过翻书，纷纷倒戈相向（详见后文）！

世态炎凉呐！陈敬瑄在惊叹寒心之余，不能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梓州：一定要抢在高仁厚与自己翻脸之前把他杀掉，晚了就来不及了！

什么，你认为高仁厚是个义士，不至于忘恩负义？你多大了？居然还相信世间有道义？

不相信道义的陈敬瑄借口进剿郑君雄，向维（今四川理县）、茂（今四川茂县）二州的羌人部落征兵，利用这些羌兵突然袭击了梓州。高仁厚对老长官完全没有防备，被俘，遇害（我不相信高仁厚若真与陈敬瑄断绝了关系，还有可能这么轻易被杀）。

高仁厚输给了平庸之极的原上司，输得如此轻描淡写，了无痕迹，只给人留下沉重的一声叹息。他死了，像一颗明亮的流星，突然出现，在一瞬间带着耀眼的光彩，划过漆黑的天际，又迅速消失在了无边的阴霾之中。

在他短短的军政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已经令人赞叹，而他的人格魅力，在当时群魔乱舞，暴徒横行的大背景下，更显得那样出类拔萃！如果换一个时代，他有成为郭汾阳、岳武穆一级中兴名将的潜力，但无序的乱世使他没有机会走那么远……

高仁厚对五代历史主线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后世也没什么名声，在下之所以特别花一个章节来讲述他的故事，除了个人对他比较欣赏和惋惜外，也是想透过高仁厚的故事，来探讨另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唐末没有英雄，其实不是，只是不厚不黑的英雄不能适应那个年代，已经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