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高骈的幸福生活 三

权和钱都有了之后，吕用之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自然是保卫和享用他的胜利果实。他先是施展手腕，让高骈解除了梁缵的兵权，屠灭陈珙一家，疏远冯绶、董瑾等人，把高骈原先信任的这些老将全部挤成板凳队员。

排除上层干扰后，吕用之又建议高骈成立了特务机关“巡察司”，由自己担任巡察使，招募了一百多名唤作“察子”的特务，对淮南实施高压恐怖统治。有了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吕用之一旦发现有谁不满意，或看谁不顺眼，或谁家太有钱招人眼红，都可以秘密将这些人抓捕，带回巡察司苦刑拷问，打出一个个“谋反大案”，然后再顺理成章地满门抄斩、抄没家产！他们的工作很积极，短短几年内就有数百户人家被灭门，甚至连高骈的左右侍从，只要对吕用之的行为稍稍显露出一丝不满，都难逃这张罗网的捕杀！

虽然吕“仙人”在劝别人修身养性时，自己却娶了一百多个妻妾，享尽人间艳福；虽然吕“仙人”在评论时政时，对贪腐行为抨击不已，自己却随意截留挪用各道上缴中央的税金（高骈身兼盐铁转运使，有权管理各道的盐铁税收）。但在这种高压控制下，高骈耳朵里听到的，仍全是对吕用之的赞颂，因此他对吕用之也越来越言听计从，几乎变成了吕“仙人”手中的提线木偶：

吕用之说了：“江阳后土庙（吕用之初到扬州避风头时借宿的地方）的神仙特别灵验。”

高骈立即出巨资，调集工匠和木材，扩建庙宇。以后凡有大事，都要去哪里占一卦（不知去东塘野营，是不是在这里占卦的结果）。

吕用之说了：“神仙喜欢住在高处。”

高骈立即投资十五万贯，兴建了迎仙楼和延和阁，据说高达八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八、九层居民楼，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难度很高的大工程。

吕用之说了：“神仙本来是不难请到的，只是凡人不能隔绝世俗的牵累，所以神仙才不屑来访。”

于是，高骈几乎不再接见宾客，也很少与这几位“神仙”以外的其他部下见面，躲进内宅，像千金小姐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修道成仙的事业中，甚至连他的妻妾都很难再见到他了……

吕用之说了：“玉帝因为大帅您修仙心诚，功德显著，打算安排您当天界的高级公务员。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仙鹤驾临，迎接您上天成仙！届时，我们几个下放人间接受再教育的期限也满了，将和您一道回归上清！”

高骈大喜过望，便让人雕了一只巨大的木鹤，搬进内宅。高骈一有空闲，便穿着道士的羽衣骑上木鹤，预先对上天用的交通工具进行适应性训练……

南朝时的作家殷芸，曾在他的《小说》一文中，用一句话总结了古人对幸福生活的终极理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如今进化成了宅男的高大帅，已经全部达成甚至超额达成了，他正在成仙前的巨大喜悦中，幸福地活着……

朱温降唐一

两位剿匪总司令，郑畋已经被免职了，而高骈又把着茅坑不方便，根本指望不上，进剿黄巢的各路藩镇军队因而变成了一盘散沙，各打各的小算盘，与齐军的交战败多胜少。显然，如果不重建一个司令部，协调指挥各路唐军，要改变目前的僵局，是不大容易的。

已经逃到成都，官复原职的老宰相王铎可能是受到老同事郑畋建功的激励，也多次“噫呜流涕”地向皇帝李儇上表：自己愿意担当这个艰巨的重任，为国解难，为皇上分忧！虽然王铎上次担任总司令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但李儇身边，一时好像也没有更像样、更有权威的人物了。

于是，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初八，朝廷正式下诏，加授王铎中书令，充任诸道行营都都统，同时免去高骈的都统之职。二十八日，在王铎建议下，朝廷又抛出了一大堆官帽子，大部份送给正在与齐军作战的各路藩镇节帅，以换取他们勤王的忠心：任命忠武节度使周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以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感化节度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以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使，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保大节度使李孝昌（七月后改为东方逵）、定难节度使拓跋思恭分别担任京师北、东、西三面都统。

王铎这些激励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成效，至四月间，关中战场上的各路唐军由于实现了协调作战，加上他们总体实力较齐军有优势，只要不出乱子，便自然而然地重新夺回了战略主动权。

王铎本人率领着从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三镇抽出来的军队进至富平灵感寺，泾原军到达长安西郊，义武、河中两镇的特遣兵团进驻渭北，邠宁、凤翔两军驻守兴平，保大、定难两镇联军再次到达东渭桥，杨复光所率的忠武八都驻扎于武功。这态势酷似一年前，唐军再次从东、西、北三面威胁长安，大齐朝号令通行之地，只有长安和同、华二州。

如果从龙尾陂之战算起，关中地区不间断的混战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从上次长安之战的经过，我们可以发现，对普通老百姓角度来说，参战的不论齐军还是唐军，几乎就没有一支不是强盗！为躲避战乱，近畿一带的民众，只要能逃走的，差不多全部逃进了周围的高山深谷之间，筑起一个个山寨自保。渭河平原上，那些曾经孕育了秦汉大帝国的肥沃农田因为一整年的抛荒，几近绝收，关中百年未遇的大饥荒，合情合理地到来了。

长安城中一斗米（大约6公斤）的价钱涨到了三十贯（即三万文铜钱，唐代后期的平均米价在每斗二百文左右，这是正常米价的一百五十倍！为李唐王朝建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可悲的是，这个纪录不久后还会被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