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武镇，总部许州（今河南许昌），辖区包括许、陈、蔡三个州，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东南部，本年节度使为杜审权。在影响了五代时代的藩镇中，忠武镇是个有点独特的地方，它辖区不大，只不过约为大唐帝国的百分之一（此时唐帝国的州、府总数，在三百个左右），也从未成为强镇。但这个曾是三国时曹魏王朝龙兴地的地方可谓卧虎藏龙，将从这里走出的风云人物，数量颇为众多，今后我们将一一认识。
淮南镇，总部扬州（今江苏扬州），辖区包括扬、楚、滁、和、庐、舒、光、安、沔、泗十州，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的中部以及河南省一小块，是大唐帝国最大且最富的藩镇之一，本年节度使刘邺。几百年前，曹操与刘备在许都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头一个便说：“淮南袁术，兵精粮足，可谓英雄？”以袁公路的草包程度，就因为占有了淮南，便得到了一个“英雄”候选人的名额，可知这块地方，在东汉末年已经很发达了。到了大唐帝国，淮南发展更为迅速，扬州已成为了富庶的代名词，得到它便意味着拥有雄踞一方，甚至逐鹿天下的资本。
西川镇，总部成都府，辖区包括成都府、戎、眉、茂、彭、雅、蜀、嘉、汉、黎、简、邛，共一府十一州，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中部，是“剑南三川”中最大最强的藩镇（“剑南三川”指西川、东川、山南西道），本年的节度使前面已介绍过，名声赫赫的高骈高大帅。自古以来，素以山川险固著称的巴蜀，便是军阀们割据于乱世的最佳选择，而要控制巴蜀，必先控制西川，对即将到来的五代时代，自然也不例外。
注：嶲州在公元865年被南诏攻陷，之后未能收复
凤翔镇，总部凤翔府，辖区很小，只包括凤翔府和陇州，共一府一州，相当于今天陕西省西部一小块，本年节度使由宰相令狐绹兼任。论基础条件，凤翔镇可谓又小又穷，但由于它紧靠长安，加上一些复杂的历史因素，凤翔节度使常常成为关中诸镇的领袖，其影响力一般都会越出凤翔府，成为左右朝廷政局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好了，我们已经拜访了在公元875年时，大唐这座外表依然巍峨的“帝国大厦”，看过它的地基，认识了它的业主（僖宗李儇）和物业公司代表（田令孜），以及几位大厦维护人员（杨知至、卢携、高骈、李茂勋），还简单参观了其中几个房间（藩镇）。想来已经清楚：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不再是那个曾让中国人无比自豪的大唐，不再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大唐，它在不久未来的轰然倒塌，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事！
大幕已经拉开，就让正剧上演吧……
数风流人物，还看盐贩 一
假如在乾符二年的年底，让大唐史官们作一个“年度要闻回顾”的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和冤句（今山东菏泽马头集）先后有两个盐帮头目聚众造反这档子事儿，可能还进不了“十大”。
注：王仙芝起义的时间，在正史中有两个不同记载，一为乾符二年五月（见《旧唐书•僖宗纪》），一为乾符元年末（见《资治通鉴》）。相比之下，在下认为前者较为可信。前文说过，唐朝廷在乾符二年正月，将名将高骈从天平调任西川，另换素不知兵的薛崇接任天平节度使，同时抽调天平、义成、昭义三镇军队驰援成都。王仙芝起兵的地点长垣属于义成镇管辖（黄巢起兵的冤句属于天平镇管辖），假如他在乾符元年起事，唐朝廷似不在可能作出这种火上屋顶时还关水闸的决策。反之，王仙芝如起事于乾符二年五月，则正好利用了中原唐军抽兵调将，实力大为减弱的空子，不管从唐朝还是从王、黄方面来说，都比乾符元年一说在逻辑上合理得多。方积六先生在其所著的《黄巢起义考》中，比较了各种史料的异同，也认为王仙芝起义的真正时间应在乾符二年五月，仅比黄巢起义早一个月。
这一来是因为这年头造反的报告太多，中书门下那几位同平章事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三月，感化军闹事儿；四月份，西川就发生成都突将营暴动（见“厕所中的‘能臣’”一节），而浙西的狼山镇遏使王郢的造反，更加声势浩大，聚众达一万余人，船队横行长江下游以至两浙、福建，连克苏州、常州，重创国家的摇钱树，其声势丝毫不比稍后的北方那两个盐贩子小；五月，盐贩王仙芝在长垣造反；六月，另一个姓黄的盐贩在冤句造反，同时卢龙镇兵变（见“天下藩镇”一节）；十月，昭义镇兵变，赶跑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冬以后，大批失去正常生路的饥民，更让中原大地变得遍地皆“贼”，支数已经多到没法统计（想想卢携的奏章和蝗虫的“义举”，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应该不难明白了）！一片叶子一旦放进一堆叶子，它也就不那么醒目了，这道理是很好理解的。
二来，也是因为田公公和大唐的不少官吏充满爱心，都很注意保护大明宫中那个未成年天子的健康成长。对孩子，就应该多向他们展现社会的光明面，多用积极向上的舆论引导人，比如那些了不起的蝗虫。像造反杀人之类的负面新闻，血腥暴力，你怎忍心拿它们来毒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摧残祖国的花骨朵呢？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僖宗皇帝根本不知道，在山东那边已经发生怎样的大乱子了。
但在很多年后，重新审视历史的人们，会发现其余的事件都很快变成了过眼的云烟，而黄巢的起兵，才是本年度的第一大事，它成为了引爆天下大乱的最重要一根导火索，并在后世以“黄巢起义”或者“唐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提法，浓墨重彩地写入中小学历史课本。
不过，同历史课本上多数“农民战争”一样，这次领头的，也不是农民，而是按当时法律来看，挖国家墙脚的非法商贩。
数风流人物，还看盐贩 二
那时贩盐之所以违法，是有经济方面深刻背景的。
在大唐帝国，除掉两税，盐铁专卖就是朝廷最大的收入进项了，而其中又以食盐专卖最为重要。毕竟铁是耐用消费品，比如说吧：一把菜刀只要保护的好一点，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孙子传给重孙子，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人不能不吃盐，而一袋盐巴，够吃多久？一旦对它实施垄断经营，就象中石油和中石化，还能不财源滚滚，赚个盆满钵满乎？比如说吧，就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食盐专卖刚开始执行那一年，盐价就由专卖前的每斗十文上涨为每斗一百一十文（到唐后期涨到每斗三百文以上，而且请注意：铜钱不是美元，它不那么容易大幅贬值），这是多么巨大的利润空间啊！（我想，假如水资源不是这样多，这样易得的话，大唐帝国很可能会出台“饮用水专卖制度”。）
到代宗大历年间，帝国在食盐专卖上取得的收入达到顶峰，每年六百万贯（理论上一千文铜钱为一贯），号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当然，这是古人写史时常用的夸张手法，并不属实。据《通典•赋税下》记载，德宗建中年间，两税收入总额是：钱三千万贯，粟一千六百万斛。按一般粟一斛一般合钱五百文算，总计三千八百万贯，盐利收入只相当于两税的15.8%。
到如今，垂垂老矣的帝国早已半身不遂，对不少藩镇失去了控制，根本不能从那些地方收到一分一文。即便是那些仍然听命于中央的藩镇，为应对内外的威胁，也多数卷入了不见尽头的军备竞赛，收到的捐税供养自身都不容易，实在没有多少盈余能上缴中央。正常的两税征缴正变得越来越困难，税收收入不断减少，与此对比之下，只要控制了少数产盐地，就能坐地收钱的食盐专卖制度，由于征收成本低，操作难度小，下降幅度也相对要小一些，其优越性越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