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纵然下达免除捐税的命令，也没多大意义，因为就算不免，也很难再收到一文钱。但实际上，各地州县政府却仍然必须向三司（指盐铁转运、度支、户部这三个中央的财政部门）缴纳税金，所以各地官吏继续对穷苦百姓们催逼勒索，动辄使用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穷苦百姓们即使卖掉自己的小破屋，让妻子去当别人的奴婢，再把儿女出卖，所得的几个钱，也不过就够税吏们一顿吃喝而已，根本就到不了国库！更糟的是，在朝廷的正式税收之外，地方上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杂费和差役，对百姓层层盘剥！如果朝廷不马上采取行动，百姓将无法活命！”
“请陛下赶快下旨，对于民间拖欠的捐税，应该一律豁免，不再征收。同时打开各地的义仓，从速赈济，才能使百姓熬到晚春，那个时候，各种野菜、树叶开始发芽，才有吃的，接着桑葚成熟，饥荒才能渡过。眼下这几个月情况最为急迫，行动不可迟缓！”
书毕，上呈当今天子李儇（读音“宣”xuān）。
僖宗皇帝和他的“阿父” 一
接到卢携此份上书的时候，大唐僖宗皇帝李儇还未满十三岁，即位才几个月，按照今天孩子的常例，小学还没毕业。李儇，原名李俨，爵位是普王，在被确立为新皇帝人选时才改的名。“儇”字的字义，是轻薄有小聪明，不知是谁给他改的，竟能如此名符其实，真是太有才了！
本来，去世不久的一代昏君唐懿宗李漼有八个儿子，因为不曾立皇后，所以不存在嫡子，而李儇在八个皇子中排行老五，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儒家礼法，皇位是轮不到他的。
不过，大唐帝国到中期以后，在皇帝由谁干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儒家礼法早就靠边站了，皇宫中的“公公”们才拥有最终决定权。大唐帝国的宦官集团，是一个牛人辈出的“阴雄”（多耍阴谋的高手，故名）团体，那可不是一般的了得。
不比不知道，例如清朝有名的所谓“大太监李莲英”，如果以唐朝同行的业务标准来看：他至死也不过就是“老佛爷”的一个跟班，没带过兵，没杀过亲王宰相，没制造过皇帝，要什么没什么，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就别给咱太监行业丢人了！看看我们的业绩：从安史之乱结束时的代宗算起，到僖宗，大唐共出现十一个皇帝，其中就有八个的上台是由我们拍板决定的，超过了总数三分之二，同时我们还杀了两个（宪宗、敬宗），吓死一个（肃宗），废掉一个（顺宗）、狠狠教育了一个（文宗）。至于杀个把亲王、宰相，那就和捻死个臭虫差不多，然后举朝吓倒如蝼蚁，试问天下谁能敌？
唐朝的宦官们为何能如此牛气冲天？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制度下掌握了中央兵权，正所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晚唐的军队大致可以分成两大体系：即由各地节度使或观察使、采访使控制的藩镇军队和以左右神策军为主体的中央禁军（唐后期的中央禁军有十支，除左右神策军外，还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威军，多数时候也由宦官控制，但与神策军相比，它们的实力和影响力均微不足道）。
藩镇军队是唐军的绝对主力（距此时间最近的唐军总数统计，在宣宗大中年间，共有“九十九万七百一十五人”，除去十多万中央禁军，藩镇军队数量超过八十万），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就有相当一部份藩镇已脱离唐政府的控制，剩下的那些还听命于中央的藩镇，对中央命令的执行力度也多半要打折扣。按当时的规定，藩镇军队在自己辖区内的开支由自己负责，一旦接受朝廷命令外出征战，则一离开辖区，费用即改由中央拔款（自然，能不能足额及时发放是另一回事，一般都不够用，仍需本镇补贴）。所以各藩镇军队即使奉调出征的，只要战事不涉及自身利益，他们离开本镇后，多数都出工不出力，坐享朝廷的粮米银钱。
神策军原本也是藩镇军队，最早隶属陇右节度使哥舒翰，驻防临洮。后来奉命入援京师，防区让吐蕃人给乘虚攻占了，从而因祸得福，变成了待遇优厚而工作轻闲的中央禁军。神策军最初只有一千余人，但好工作自然会很多有门路的人想方设法往里钻，所以神策军人数不断膨胀，后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最多时曾高达十五万人。由于安史叛变后皇帝信不过外臣，从德宗朝起，神策军的两个最高职务：左军中尉和右军中尉就固定由宦官担任，自此直到朱温入京，在中央掌握枪杆子的，一直是这些“身残志不残”的公公们。面对几乎赤手空拳的朝中大臣，捏着枪杆子的人，能不牛吗？
僖宗皇帝的“阿父” 二
其次，唐后期的宗藩制度也对宦官掌权非常有利。读过明史的朋友想必知道：在明朝，成年的皇子除太子外，都不能留在京城，而必须到封地就藩，称为“之国”。明神宗就是因为不愿意让爱子福王常洵“之国”，而和朝中大臣死磨硬蹭了多年，最终仍不得不向祖制屈服。而晚唐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自玄宗朝开始，皇子皇孙出生以后，就必须住在长安“十王宅”（又称“十六宅”）和“百孙院”，没有特别允许，不能立开京城，也不能入仕或做别的营生，从此变成原生态的高级囚徒。
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皇子造反，或被外地强藩挟持，另立中央。但同时，它也为宦官们集中管理收拾李唐皇族，以及后来强藩们对皇族的集中屠杀，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使得在唐朝末年出现与中国多数大朝代末年大不相同的情况：李唐皇族对局势的影响力近乎于零！
正是在这些“良好制度”的帮助，和一代代“杰出”宦官的不懈努力下，大唐的宫廷逐渐被改造成为一个大型的“皇帝饲养场”，平时负责生产“候补皇帝”，待现任皇帝出缺时，再从中择优选帝。当然，这个“优”，是从对“饲养员”有利的角度来衡量的，并非指对国家有利。
那么，从宦官的角度出发，一个怎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呢？对于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在拥有丰富干政经验，积累下大量宝贵精神财富的大唐宦官界，早有达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几十年前，一代名阉仇士良公公，在他功成身退之际，就用非常精辟的语言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工作经验，堪称操作性很强的“皇帝使用指南”：
“对于天子这玩意儿，不能让他闲着没事干，我们要不断用各种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东西去引诱他，让他沉迷于其间，再无心管其他事。如此一来，天下大事都由我们掌控，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天子读书！更不能让他接近那些读书人！否则，他就有可能知道前朝的兴亡故事，就会产生忧患意识，从而疏远排斥我们，那样麻烦就大了。”
懿宗临死前，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两位公公，正是根据仇前辈留下的谆谆教导，而杀掉年长的皇子，拥立了李儇这株“好苗子”的。
李儇的“好”，就好在他贪玩。
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儇精通音律和摴蒱，对当时的骑射、剑槊、法算、蹴鞠、斗鸡等娱乐活动都很感兴趣，最拿手的则是打马球。有一次他曾对宫廷演员石野猪夸口说：“假如有击球进士举的话，朕去赶考，一定能得状元！”总之，都不怎么用引诱，自己就已经沉迷于玩乐了，这样“优秀”的皇帝可不是次次都能选到的（要知道，就算是仇老前辈也曾看走过眼，立过一个很扎手的武宗皇帝）。
不过，打江山的也不一定就能坐江山，李儇即位后，真正能摆布帝国政府的人并不是刘行深和韩文约两位。这要怪就只能怪大唐宦官实在是能人辈出，内部竞争太激烈了！
取代刘、韩两位的，是僖宗皇帝的“阿父”。
当然了，那位被埋没的击球状元，在血缘上的阿父肯定是懿宗皇帝李漼，现在已经被埋进了京城北郊的简陵，所以这个“阿父”自然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从生理上说，已经当不了阿父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田令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