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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深意】

其实北伐之前，将领骆统就曾郑重其事地上书，陈述近些年来因战事频繁，加之严厉的苛政而令东吴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的实情。

时值天下纷扰，群雄争霸之乱世，不论是推行法治的曹操，还是向以仁义自居的刘备，对各自地盘内的民众无不课以重赋，多设徭役，目的皆为扩充军力，有钱就有兵，有兵就能争夺更多的地盘。这般一来，自然苦了百姓，熬得过瘟疫，熬不过饥荒，即便熬过了饥荒，也熬不过战乱。

以孙权治下的领地为例，赤壁、夷陵两大会战都发生在荆州，扬州北部又经常成为魏吴之间反复拉锯的战场，而交州虽然未受波及，但它只是一块未经开发的荒蛮之地，人口稀少，农业生产远不及中原发达，东吴想要与曹魏抗衡，难免苛征暴敛。

这些就是三国时期中国人口急剧锐减的根本原因。

说到底，由于长期处在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下，包括曹操、孙权、刘备等许多势力只能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选择使用高压的统治手段，而名臣如荀彧、诸葛亮、陆逊等人亦无异议。

不过，从黄武五年开始，孙权对曹魏的主动出击，却还有着许多非同一般的考量。

一是魏文帝曹丕死后，其子曹叡初登帝位，忙于军政、人事等方面的调整，魏国也相应从之前的进攻转入了防御状态。

二是孙权巩固内部统治上卓有成效。

黄武四年十二月，鄱阳郡曾爆发过一起民变，规模甚大，影响甚广，其策动者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并“自言举义兵，为魏讨吴”。黄武六年正月，孙权专门安排解烦督胡综与鄱阳太守周鲂合兵一道，进讨彭绮，并很快将其擒获，这股为患鄱阳地区一年之久，且与曹魏有着紧密联系的叛乱武装顺利被清除。

三是吴蜀议和后，重新缔结了同盟关系，这让东吴在荆州西面的军事压力得以骤减，而且诸葛亮掌控蜀国大局后，沉寂了数年的益州大地又开始喧嚣起来，随着他递上那份名垂千古的《出师表》，蜀军开始在汉中集结，魏蜀边境大有风起云涌之势。

除了这三个有利条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俗话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自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从来就只有一个天子，但现在却出现了两个，一个在北面，一个在西面，而且都以正统自居。

处在这两个天子之间，孙权的地位无疑很尴尬，或者说很不对等。人家都是帝，而自己只是位列其下的王，在身份上低人一等，再说所谓的“吴王”即诸侯王，可这个诸侯王还能奉谁为帝呢？如果是奉汉倒可以接受，然而它已经被魏国终结，难道选择曹魏？孙权根本就瞧不上其帝曹叡，何况两家如今势同水火，那么西面的蜀国呢？就更加不可能了，虽说吴蜀实现了再联手，但彼此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对于只管祭祀，把军政全盘交给诸葛亮的刘阿斗，孙权岂肯甘居其下？

说到底，孙权已不再满足于被唤作吴王，九五之尊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身份。为此，东吴上上下下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可谓做足了功夫。

早先，周瑜就曾断言——“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鲁肃在“榻上策”里也明确指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对于两大智囊提出的远景规划，孙权当时虽然表面谦虚，自称“非所及也”，可是内心已然雀跃不止。封王后，他数次主动发兵侵扰魏国，尽管战绩不佳，但其中的意义却不容忽视。因为这标志着双方的关系已发生重大转折，孙权不再向魏称臣，而是公然打出年号，积极地将称帝一事提上了日程。

总之，孙权一定要称帝，这几乎成了整个东吴的共识。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先造一造声势，而想要实现这一点，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一场振奋人心的胜仗，这对于提高孙权的威望和促进军民的团结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

大破曹魏，然后在山呼海啸般的歌颂声中登上九五至尊的宝座，这便是孙权的如意算盘。

蜀建兴六年（吴黄武七年）春，诸葛亮再次起兵北伐，主力由斜谷取郿县直扑祁山，镇东将军赵云与扬武将军邓芝则另率一部据萁谷，以为疑兵，此役蜀军兵阵整齐，士气高昂，魏国南安、天水、安定等郡纷纷叛变响应。一时间，关中撼动，曹魏举国震惊，连曹叡也不得不亲临长安，布兵抵御。

诸葛亮的此番北伐，既牵制了曹魏的大量兵力，又为东吴的行动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外部条件。

于是，同年的五月，孙权也出招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