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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就有点侮辱人的意思了,有道是不争包子争口气,于是赵咨马上反唇相讥:
吴王有战船万艘,带甲之士百万,懂得任贤使能,又志存经略,闲暇之余喜欢博览群书,研究的都是些大学问,绝不是某些只知道寻章摘句的酸文人可比的。
“只知道寻章摘句的酸文人”,无疑指的正是喜好写点小诗,素以文人自居的曹丕,并说明孙权看书为的是学以致用,不是拿来装点门面,显摆学问的。
赵咨的这轮反击气得曹丕不行,进而威胁道:
“我打算征伐吴国。”
赵咨借用《管子》里的话,又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句: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
曹丕再问:难道吴国不怕我大魏吗?
赵咨则从容地答曰:既有带甲之士百万,又有江、汉为依托,何须害怕?!
曹丕终于发觉眼前这人的不简单,于是态度也变得和缓下来,改用欣赏的口吻提问道:吴国像赵大夫这样的人有多少?
赵咨故弄玄虚地说:聪明特达者有八九十人,像臣这样水平的就太多了,简直可以用车载,用斗量,数不胜数啊!
通过这轮充满较量色彩的智慧问答,曹丕似乎意识到了一个曾被他长期忽视的问题:
江东不可欺!
孙权不可小觑!
赵咨从北方返吴后,带回了曹丕向孙权下达的第一道旨意——送上质子和贡品。
质子明确所指的是孙登。孙权封王后,把长子孙登立为王太子,又授予张昭之子张休、顾雍之子顾谭、诸葛瑾之子诸葛恪、陈武之子陈表等四人为中庶子,负责陪伴太子读书学艺,谓之“四友”。
曹丕想将孙登弄到手里,以便控制和影响孙权,对于这个要求,孙权表面应诺,但内心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便以孙登年幼,不宜远行为由作了搪塞,至于贡品则统统予以满足。
让我们来看看曹丕到底所求何物吧。
审阅那份长长的贡品清单时,孙权一直笑而不语。
原来上面所列的净是些专供贵族享乐用的“珍玩”,包括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物。
“这些玩物对我而言如同瓦石,根本一文不值。”
读完清单,孙权似乎也读懂了曹丕的志向,他其实笑的是曹操,当初为挑选接班人而耗费大量心机,结果竟选了这么一位崇尚糜烂奢华之风的纨绔子。
此风不可长,一旦盛行,后患无穷呀!
不过如此也好,暂时可以不必过于担心北边的压力了,还是专心致力于西边的防务吧!
下面这一战,决定的可不仅仅是吴蜀的命运,它更将让这个时代步入一个新的拐点!
好吧,蜀汉皇帝刘备,尽管放马过来!
孤等着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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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巫县——猇亭】
【移驻武昌 重点部兵】
事实上,要真与刘备拼个你死我活,却也绝非孙权所愿,毕竟说到底,北面的曹魏才是吴蜀两家最大的威胁,于是趁刘备正举办登基大典之际,孙权专门授命诸葛瑾出面斡旋,试图通过谈判谋求和解。
诸葛瑾与蜀汉重臣诸葛亮本系兄弟,且长期在双方之间负责沟通和协调的工作,因此无疑是最佳人选,而诸葛瑾对此事也颇为上心,马上给刘备写了一封信。
信中这样劝道:
“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这封信,代表东吴的诸葛瑾把姿态放得很低,称刘备为“陛下”,意思等于承认了刘备称帝的合法性,然后又用“关羽”对比“先帝”,“荆州”对比“海内”,希望刘备能认清形势,懂得分出轻重大小,明白谁才是双方应该重点对付的敌人。
然而诸葛瑾的苦心劝说,并没能收到丝毫效果,而孙权其实心里也清楚,此举多半属于徒劳,真正的目的不为求和,只期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罢了。
说白了,就在明知目前谈判无望的情况下,先用武抗之,以武促谈,同时做两手准备。
于是,在这样一种战略思想指导下,东吴新一轮的军事部署开始了。
黄初二年四月,孙权悄然将自己的驻地由公丨安丨迁到了都鄂,并正式将该地改名为武昌。紧接着又下达了两道命令,一是设立武昌郡,下辖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等六县,从而扩大了该郡的管辖区域;二是加紧修筑武昌城防。
显然,孙权是想以地势险要的武昌作为战时大本营,居中统筹,指挥各部进行下一阶段的战事。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注解所说:“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
很快,一个以武昌为核心的防御体系迅速成型,其具体部署如下:
第一道防线,由振威将军领固陵太守潘璋率部守秭归,将军李异、刘阿等部守巫山、巴山、兴山等地;
第二道防线,由安东中郎将孙桓率部驻夷道,将军宋谦驻枝江,建武将军领庐江太守徐盛驻当阳。
第三道防线,由偏将军领永昌太守韩当及昭武将军朱然率部同守江陵,绥德将军领南郡太守诸葛瑾守公丨安丨,兴业都尉周胤辅之,建忠中郎将骆统守孱陵。
同时,命平戎将军步骘率万名交州义士自长沙移防益阳,武陵都尉鲜于丹守武陵,以为策应。
再有,将原本驻屯柴桑的平南将军吕范及所部调回建业,留镇后方,并将其改拜为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扬太守;又拜担任濡须督的平虏将军周泰为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其部调至荆州北面,防范蜀军有可能从西北面发起的进攻;而濡须口的防务则由裨将军朱桓和安东将军贺齐接管,二将主要负责监视曹魏方面的不测之举。
这几道防线,完全是依据长江两岸各大据点的重要性来配属兵力,层次相当分明,而且一道比一道强,整个体系形象来讲就犹如一个橡皮球,受到外部压力时,越被挤压反弹的力度越大,可见是一个立足于守和后发制人的军事部署,而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正是由于孙权的这套行之有效的打法,才保证了战争前期东吴军队在遭到猛烈攻击后能够处乱不惊,继而从容后退,大跨步诱敌深入,并最终取得反击的胜利。
孙权移驻武昌后,又过了两个多月,此时虽然位于上游的蜀汉方面仍没有什么动静,但整个长江流域的战争气氛已经相当浓郁了,尤其是驻防于秭归前线的东吴驻军,在孙权“宜深警戒,务崇其大”的告诫令下,无论将官还是兵卒,人人均绷紧了神经。
一直进入到了盛夏的七月,枕戈待命的吴军才终于迎来久违的对手。
至此,继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后,三国时代的三大战役之三——夷陵之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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