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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的苦衷】
一个大忽悠走了，来了一个小忽悠。
如果说，大忽悠在关羽的心里还算有些分量的话，那么新来的小忽悠则要逊色许多。
毕竟，与威震华夏的名将关羽相比，陆逊的名气实在太小了，简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特别当关羽得知陆逊出自江东士族，又有孙权侄女婿的背景后，就更加对其不屑一顾了。
哼！无名之辈，不过就是一介靠走后门爬上来的庸才罢了。
关羽由此下了定论，而陆逊到任后寄来的一封信，更是印证了他的这一看法。
信的原文有些晦涩难懂，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总之写得极其谦卑，开头先是对关羽的武略做了一番吹捧，而且着重地将不久前水淹七军、生擒于禁的那一仗大书特书，认为打得比晋文公的城濮之战、韩信的攻赵之役还要成功，接着又讲到曹操已派出徐晃前来增援，提醒关羽不要大意，最后自贬说自己只是个粗疏愚钝的书生，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关羽多加指点，多多关照。
看过了信，关羽乐得一阵哈哈大笑。
看看鲁肃死后，孙权选的这几个继任者吧，先来的严畯和后到的陆逊都是书呆子，不值一提；中间的吕蒙倒还有些本领，却是个病秧子，泱泱江东，可谓后继无人了！
此时的关羽，算是彻底对江东失去了戒心，结果也正如吕蒙所料，原本一直按兵不动的江陵、公丨安丨等地守军，终于开始被分批调离驻地，目标均是北面的襄樊一线。
大家都知道，此举直接导致了不久后荆州被夺的严重后果，也成为了关羽最被后人诟病的地方，即所谓的“大意失荆州”。
不过，对此我倒是想要为关羽辩护一番。
你可能觉得他过于骄横，也可能认为他过于毛躁，但事实上，这多半属于一个无奈之选。
因为在“水淹七军”大捷的背后，关羽也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由于曹仁的誓死抵抗，计划中的速决战被拖成了持久战，而且许都方面也在全力以赴地集结兵力赶来增援。
没办法，关羽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把原本比较充裕的荆州守军一一抽调过来，以弥补襄樊前线日益捉襟见肘的兵力。
这份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要知道，自于禁军团被歼灭后，曹操可算是翻出了压箱的本钱。
作为第一批增援部队，徐晃所部已日夜兼程赶到了襄樊，而曹操却还不放心，因为这支部队多是以从豫州和司隶等处临时征集而来的新兵为主，战斗力偏弱，于是他又从河北调了由殷署、朱盖指挥的十二个营的常备军紧急南下，以作为第二批增援部队补充到徐晃的作战序列当中，届时襄樊一线的魏军将实力剧增，完全能够对关羽的荆州主力实施压制。
这还不算完，第三批增援部队，也就是由张辽为主将的合肥援军也已奉命开拔，正积极向荆州靠拢，只不过因为路途比较遥远，来得稍慢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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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关羽所对付的敌人异常之强大，他需要单独应对曹仁+吕常+徐晃+张辽+殷署+朱盖等多股敌军，他们虽然是分批到达，但合计起来的总数远远超过了关羽的部队；这还仅仅是从作战部队的规模上做的对比分析，如果再对将领层进行对比的话，关羽的作战难度更大，因为他属于孤军奋战，而对手，除了殷署和朱盖的名气稍逊之外，几乎囊括了曹魏的一线精英战将，有擅长野战型的，有防守专家型的，更有智勇双全型的，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够他喝一壶的了。
面对这样一个日趋不利的战场态势，关羽可以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见好就收，反正已经重创过魏军了，也算是不虚此行；
第二则是挟大胜之勇，独斗群英，至少拿下了襄樊再罢手。
炒股的人士应该深有体会，在自己的股票连续涨停的情况下，作出套现获利的选择是很痛苦的，虽然“落袋为安”的道理人人都明白，股票只有卖掉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钱，
但想要摆脱这个诱惑，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同理，刚刚狠赚了一笔的关羽也不例外，再说半途而废也不是他的性格，即便明显出现了利空的现象，况且他又怎会料到大户曹操和孙权已经暗地里联合起来疯狂杀跌，否则的话，也不会连股本都输得个一干二净。
因此，关羽才选择了第二项——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条件下，加大投入，勇敢补仓，务求拿下襄阳和樊城。
于是乎，孙权觉得时机已完全成熟，他又一次急切地问吕蒙：
荆州，可伐否？
而吕蒙的回答还是那句话：再等一等。
因为，出兵时前还需要一个大义的名分。
战争，虽说是一种充满暴力的表现形式，但它往往总被发起者冠以了许多堂皇的理由，即人们常说的“师出有名”。
师出有名，方能士气如虹，天下响应。
例如元末，朱元璋北伐前提出的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又例如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前的理由是：消灭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政权，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这些口号或理由，无不具有着正义的特征，即吕蒙所说的“大义的名分”。
“可是，如何才能获得这个所谓的大义名分呢？”
孙权有些不明就里。
病榻上的吕蒙微微一笑。
“那可就得看新都督的手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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