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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发兵西北，解除日后南下的后顾之忧。

建安十六年，曹操实施了对西北马超、韩遂等地方军阀的征讨行动，此举既能有效地扩大统治区域，又能为下一步南下与孙权交战做准备，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与此同时，在扬州方面，除了镇压庐江人雷绪的反叛外，曹操又派张辽、张合讨伐山贼陈兰，派于禁、藏霸讨伐山贼梅成，进一步强化了对庐江等地的控制。

第四，写信恐吓威胁孙权。

通过写信的方式，对敌人进行恐吓和威胁，这是一向喜欢耍文字功夫的曹操所惯用的招式，尽管它收效甚微，但曹操仍始终乐此不疲。

建安十七年正月，完成了对西北马超等人的征讨后，曹操回到邺城，随后便召来了当时的建安七子之一，时任记室令史的阮瑀，并让阮瑀用他的名义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

该信既是出自于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之手，自然也就写得颇具文采。

信中先是习惯性地回顾了双方的传统友谊，说自从三年前（即赤壁之战发生前）没了联系以后，“无一日而忘前好”，常想着要“除弃小事”（战败之恨），重续前好，使曹孙两家的友谊世代相传；接着又对赤壁的失败作了一番自辩，强调这一仗是因为受到疫病的影响，自己才主动烧船退却的，而不是被周瑜所败，同时还假惺惺地表示，自己对荆州根本没有兴趣，希望孙权不要把自己当成洪水猛兽，至于近些年那一系列造船整兵的备战活动，完全是自己出于观光和维稳（欲观湖漅之形，定江滨之民耳）的需要才搞的。

信的前半段看起来写得很客气，但从后半段开始，却笔锋一转，变得凌厉起来。一讲孙权的实力根本无法与自己抗衡，二讲孙权所倚重的水战和长江天险都挡不住自己统率的“王师”，三讲历史上凡抵抗王师者，如西汉的隗嚣、东汉的彭宠，都没有好下场。到了信的结尾部分，才真正阐明意图，给了孙权两个选择：

一是杀掉张昭和刘备，这样就可以得到朝廷的高位重爵；

二是如果舍不得杀张昭，但只要杀了刘备，也能够得到宽恕。

这封信的目的，既可以认定为是招降，也可以理解为是宣战，它的到来，表明曹操筹备已久的新一轮南下，已是迫在眉睫了！

而这一回，孙权不再对曹操抱有任何幻想，更没有丝毫的迎降之意。

因为，他已不再是一介愣头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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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的应对之道】

如果说在赤壁之战前，孙权还曾为收到过一封类似的恐吓信，而在思想有所动摇，一度不知该战或降的话，如今的他则完全地成熟和淡定了许多，面对曹操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孙权毫无畏惧心理，而是采取强硬态度，针锋相对地予以了回应。

在外交方面，他坚定执行联刘抗曹政策，通过与刘备结为姻亲，并借出荆州土地等方式，稳定了西线的局势。尤其是当周瑜病故后，孙权以鲁肃为奋威校尉，代周瑜领兵，又让鲁肃出任新设置的汉昌郡太守，使双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在内政方面，孙权听取长史张纮的提议，于建安十六年将大本营迁往了秣陵，次年开始在当地修筑新城，并改秣陵为建业，表示自己在此地建功立业的决心。

我之前提到过，秣陵是由于有“王者都邑之气”，才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不过这个原因却不是孙权迁营的初衷，其实孙权此举的真实目的，更多是出于抗击曹操的需要。

因为刘备出访江东时曾夜宿秣陵，他留心观察了一遍周边的地形后，曾对孙权有过建议，认为江东现在的大本营吴县地理位置不佳，如果长江要塞突然遭到曹军的袭击，从吴县出来救援的部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沿岸，故而不如将大本营迁至秣陵，也好以最快的速度赶赴出事地点。

孙权听后深以为然，加之秣陵附近有便利的水道可供大型船只停泊，利于水军运转，所以孙权便有了徙治秣陵的心思。

另外大家都知道，建业即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这个地方在古今许多书籍中都被称为“石头城”，而这个别称的由来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也顺便介绍一下。

其实很简单，因为建业的城墙是用大量的石块堆叠成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可算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了。毕竟两汉时期的城墙，都是靠夯土而成，这和我们今天见到的以砖、石为结构的现代城墙完全不同，直到唐朝，政府才开始在长安和洛阳两大城市的土城四角加砌了一层砖头（但城墙主体仍是裸土），帝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城墙自然也还是纯土坯的了。

宋代以后，全国各地才逐渐普及以砖筑城，至于那道原本用于抵御外敌的漫长防线——长城，则一直是夯土结构，到了明清年间，为了更有效地抵御蒙古铁骑的侵扰，部分要点才得以断断续续被砌上砖、石。可见修筑建业城，孙权是下足了本钱的，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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