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授听后驳道：

“此事不能仅用兵力进行简单的分析，救乱诛暴，方能谓之义兵；恃众凭强，便只能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亡，曹操早已西迎天子，并安置在了许都，而如果我们举兵南向，实有悖于义，再说战争的胜负在于策略的运用是否得当，而非兵力的强弱，况且曹操擅于治军，法令既行，士卒精练，绝不是公孙瓒之辈所能比拟的，今舍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实在需要慎重考虑呀！”

郭图等人再说：

“武王伐纣，不可谓不义，何况是讨伐奸贼曹操，更为大义之举，怎么能说是兴无名之兵呢？且以明公之强盛，加之将士思奋，如果不及时完成春秋大业，这才真叫做‘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越国所以称霸，吴国所以灭亡，也正是这个道理。监军之计，在于稳妥，却不知时机的变化之道。”

争来论去，袁绍觉得还是郭图的话听起来比较顺耳，于是也就当场拍了板，用郭图、审配之言，马上起兵攻打曹操。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四平八稳地推进到了黎阳，并在当地设立前敌指挥部，然后命令颜良领兵渡过黄河，进击防守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

对于袁绍的这项人事安排，沮授又提出异议，说颜良虽然骁勇，但缺点是性子太急，未必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最佳人选，而袁绍显然对这位屡次唱反调的监军失去了以往的信任，他不仅再一次将沮授的忠告置之不理，还听信喜欢拨弄是非的郭图之言，一怒之下将监军之权一分为三，原本只由沮授单独统领的部队，也因而被分割给了郭图和淳于琼掌管。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时候，那些不顺耳的话方为忠言，那些难下咽的药才叫良方。

当然，道理袁绍也不是不懂，而是懂了也不想遵从。因为他从小就自傲加自大惯了，一直以来自我感觉超好，容不下与己不同的意见，而且看人过于片面，一旦讨厌起某个人来，就会永久地戴上有色眼镜，从此把人家一棒打死，再不会加以信任。

这一点性格特征，在对待沮授时还不算很明显，最突出的应该是他处置田丰的方式。

田丰不同于沮授，为人刚强正直，对错误的事情往往会全力相争，不妥协，不逢迎，就算是面对袁绍亦如此，所以当那次会议过后，明明已经形成了南下的决议，可他仍单独求见袁绍，希望自己的主公能真正知晓出兵的利害关系。

田丰认为，不久前他之所以力劝袁绍出兵，是因为曹操正带兵亲征徐州，延津和官渡等地的防备兵力有限，若命大军掩之，其势足以威胁许都，而今徐州已被攻破，曹操也开始回师，许都不再空虚，也就是说，目前已失去了大规模调集军力展开决战的最好时机。

加之曹操擅于用兵，变化无常，其众虽少，仍不可轻视，所以我方不如采用持久战，内修农战，然后选拔精锐组成奇兵，袭扰河南，对曹操防区内的薄弱环节频繁进行打击，其救右则攻左，救左则攻右，使之疲于奔命，百姓无法专心生产，相信不用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打败曹操。如今舍弃稳妥的得胜之策，而把成败完全寄希望于一战，倘若不能如愿，必将后悔莫及！

袁绍不听，田丰继续加重口气劝谏，讲到最后，袁绍的脾气上来了，当场翻脸，以临战沮众，动摇军心的罪名把田丰拘禁了起来。

后来，经过官渡之战的惨痛失败，袁绍才不禁想起曾力阻其南下的田丰，有心将其释放，可是另一个谋士逢纪却从中挑拨说，田丰得知主公大败的消息后，击掌大笑，喜悦不已，高兴地称果然不出所料，袁绍听后脸色大变，当即命人将牢狱中的田丰处死。

田丰之死无疑是个悲剧，它让我记起孙武在其那部号称“天下第一兵书”的千古名著中，曾总结的一条克敌原则——上下同欲者胜。

“上下同欲”的意思就是指人和，即人和是作战取胜的一大因素，再者，相传由诸葛亮所著的一部古代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军事书籍《将苑》（亦称《诸葛亮将苑》或《武侯将苑》）中，更是明确地指出了人和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

对照这段话来看大战前夕的河北阵营，又是否做到“人和”了呢？

结论必然是否定的！

河北方面的帅与将，以及将与将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极不和睦之处。如袁绍对田丰、沮授——将吏相猜，忠谋不用；郭图、逢纪对沮授、田丰——群下谤议，谗慝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