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是孙策生平所指挥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斗，其意义可谓是重大而深远。

首先，它打出了江东军的神威，交锋中以数量少于对方的兵力，全军仍坚持对敌方正之阵实施不间断猛攻，最终予以毁灭性打击，如此凶悍强劲的表现，既摧毁了荆州兵将的对抗意志，又确立了以后与之作战时心理上的巨大优势。

其次，全歼了荆州最精锐的一个重兵集团——江夏黄祖所部，算是结结实实给了刘表一记伤筋动骨的重拳，致使荆州精锐大丧，门户洞开，短时间内难以再组织起有力的抵抗。

再次，摸索出了一套符合江东水军攻击特点的战术，如孙策战时所采用的“火放上方”和“弓弩并发”等战法，就非常适合在长江流域这样水网纵横的地带使用，同时也为后来周瑜指挥的赤壁之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当然，上述所讲的都是些好听话，最后我想就此战再提些个人不中听的观点。

沙羡大破黄祖，孙策可谓是战果彪炳，威震荆扬，然而战斗过程中斩杀（包括溺亡）士卒三万人的“辉煌”战绩，显得实在过于血腥和不仁。

诚然，“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我不是说不懂，沙场之上，血肉相博的客观事实我也很理解，所以孙策阵斩两万余人实无可厚非，但对于逃往江边的那一万多名散卒呢？他是否可以用更宽大的态度去处理（譬如说围定后劝降），而不是迫使其赴江溺水而亡，如此冷酷绝情的表现，无怪乎一些后世的史学家常评价孙策有嗜杀的癖好，可见并非虚言。

另外，需要声明的是，本人不是佛教徒，对于因果报应或六道轮回等说法并不感冒，可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坑杀四十万赵军的白起，诱杀八百羌兵的李广，以及诛杀羌民万人的王韶。

这几位曾有过嗜杀记录的古代名将，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得善终，悲剧收场。

联想不久后孙策箭疮迸裂而亡的惨状，难不成这个下场，就是上天对他在沙羡之战中大开杀戒的一种惩罚？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劝降华歆】

沙羡之战过后，孙策一举扫清了荆州西面以江夏郡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仅存孤悬于其中的西陵城仍在黄祖的控制之下，不过该城内无可战之兵，外无强大之援，在江东大军的威压下，处境着实岌岌可危。

然而，正当黄祖也自感江夏是守不住了的时候，孙策却奇怪地作出了一个决定——退兵。于是一夜之间，训练有素的江东大军便一下子从荆州地面上消失了。

西陵城头的黄祖不禁长嘘了一口气，心里暗自庆幸不已，不过很快他又突然醒悟到了些什么——

莫非是江东有变？！

确实，黄祖的猜测没有错。

在孙策看来，尽管攻拔江夏已如探囊取物，而且连稍远一些的长沙等南荆州四郡，也似乎触手可及，但当他正准备催动大军杀入荆州腹地之际，一直风平浪静的江东后方，却忽然骤起一阵波澜。

原来，当孙策举江东之众大举西征以后，吴郡的地下反抗势力以为有机可乘，又纷纷跑了出来。

这些以严白虎余党为首的流寇及惯匪，趁孙策在江东的各级政权刚刚建立，或一些地方的行政机构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之机，公开或半公开地对百姓进行欺骗和煽动，到处叫嚷“赶走孙策，誓不纳粮”等口号。

同时大肆收罗过去战败的散兵游勇，及地方上的痞子流氓，组织起了不少名目繁多的土匪武装，企图在各地发动暴乱，颠覆新生的江东政权，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于是，剿匪再度成为孙策最首要，也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不得已的客观情势下，他只好放弃对荆州的用兵，撤军东归，将精力集中到平定内乱上。

虽说是东归，但江东大军并没有悉数返回吴会，而是兵分两路，一路由孙策的二弟孙权统领，急匆匆地赶回江东，另一路则由孙策亲率，移师东南，往扬州南端的豫章郡开去。

兵分两路，到底是何意图？

其实，对赶回江东的那一路人马，孙策已另有差遣，至于是什么目的，这里先卖个关子，暂且按下不提（很快会专门讲述）。

而孙策的移师东南之举，则是志在华歆，或者说是为了豫章这块他早就视为自有的土地。

这是由于在西征的途中，孙策得知了身在豫章的扬州刺史刘繇病故的消息，为此他派出太史慈前往当地，去招抚刘繇遗留下的万余名部曲。

太史慈接受这项任务后，在豫章经过多方问寻，了解到华歆并没有像刘勋那样将这一万多人据为己用，反而再三拒绝了他们希望依附的请求，而且在担任太守期间，始终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可见其根本没有割据称霸的野心。

既然如此，那么在孙策看来，豫章倒是很有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并入江东，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属上上之选，能不费刀兵就处理掉豫章的问题，当然是再好不过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