攥紧了权力，控制了大臣，嘉靖没打算带头干好工作，他把心思花在了另一项事业上——修道。

道教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一点儿都不重要，只要知道，它有一个修炼目标——长生不老。所谓儒家修性，道家修命，嘉靖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修道，说好听点，叫养生，说难听点，叫乱嗑药。

他幻想通过搞道教研究，吃各种仙丹，打破生物学规律，从而长生不老，永久掌握权力，呵呵，这也只能是幻想了。

为此，嘉靖不惜花费重金建造宫室，高薪聘请各路道士为他炼丹作法，还经常举办各种道教活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皇帝能业余时间修道，官吏就敢上班时间炼丹。各地纷纷效法，这种纯粹的封建迷信活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与家经不起这样的挥霍。

其中，在举行斋醮（道教仪式）时，为了便于向上天汇报工作，需要写祝文烧掉，于是就有了青词。因为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为青词。

开始时，青词是由道士所写，但是道士文化水平有限，写出的青词文采不行，往往另嘉靖很不满意。因此，他将这一项工作交给了亲信大臣。殊不知，此举将早就一批人。

不管政务能力怎么样，有许多大臣以写青词获了宠。嘉靖朝中后期入阁的大学士，都擅长写青词，其中有四位还是靠写青词发家的，人称“青词宰相”。徐阶、高拱都是写青词的高手。

如此低级趣味的事竟然折腾成这样。看吧，乱搞封建迷信，害人终害己。

写了这么多，那么热闹的事儿，徐阶人呢？他没掺合吗？之所以把主角晾在了一边，是因为在大礼议中压根就没见着徐阶的身影。不过，以他的性格，不跟着疯狂一把，很难。

嘉靖三年（1524）九月初三，徐阶的父亲徐黼病逝。他满怀悲痛，只得放下工作，回乡丁忧。

我们来算一下时间，徐阶是嘉靖二年九月去的北京，到此时满打满算，有一年的光景，恰好是第二波议礼风暴的时间。

作为一名翰林院的新人，徐阶的日常工作也就是抄抄写写，研读一下中央文件，平日里多是跟一些文人士大夫有谈笑往来（有声士大夫间）。再者初来乍到，老师家人的叮嘱还犹在耳畔，做事比较谨慎，碰上事情不明不白，不敢瞎掺和。

再来看护礼派的官员们，个个都是久历官场、生猛无比。现实摆在那儿，官场是最讲究资历的。说得糙一点儿，此时的徐阶就是一官场菜鸟，连跪哭请愿的资格都不够。

退一步说，按照明朝制度，除科道言官外，言官五品、外官三品才有资格上朝，其他官员有什么特定事务也能朝见。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里一个县令就能在朝堂上慷慨激昂，好像是大模大样，你别当真。所以说，闹事的那一天，徐阶很有可能就没上朝。

不管怎么说，大礼议中各派人物明争暗斗，左顺门前廷杖流血。徐阶是亲眼见识到了，也想到了一些，没卷进去，还好幸运地躲过去了。因为在这次议礼风暴中被整倒的官员，就在黑名单上挂了号，几乎无人翻身。

九月，徐阶离京，匆忙赶回松江奔丧。

父亲去世，母亲显得苍老了许多。想起父亲的音容教诲，徐阶不禁悲从心头起，衰麻哭泣。听说徐阶回来了，聂豹再次前来吊唁，并劝解他保重身体、节哀顺变，时间长了，徐阶渐渐平和下来。

世界太吵，家里总是最安静的。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陪陪母亲，读读诗书，做些琐事。

闲处光阴易过，日子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嘉靖四年（1525），老师聂豹调任监察御史，巡按福建。离开了华亭县，之后聂豹升浮不定，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由时任礼部尚书徐阶推荐，聂豹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右侍郎。

就是在这一年，一个礼部尚书怎么会有这么大能耐？看到后面就知道了。

说到北京外城，正是从这时开始修建的，是为了防御蒙古人。记载上说，几年后就完工了，然后聂豹加封为太子太保。实际上远没有，当时只修了南边的一段城墙，就没钱了。因为经费被嘉靖拿去修宫殿去了。

于是，就把这段城墙跟北京城连接起来。原北京城是内城，这段城墙围起来的，就是外城。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北京城是个“品”字形，这样也就把北京分成了南城（外城）和北城（内城）。不过，现在的城墙已经拆没了，看不见了。

两年后，聂豹升任兵部尚书。他尽职尽责，请求修筑北京外城，选才用将，在军事国防上小有建树。

嘉靖三十四年（1555），由于直言反对赵文华祭告海神和开放沿海互市，聂豹受到降俸二级处分。之后，他上疏请求致仕，一直闲居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去世。聂豹跟徐阶在朝中真正共事的时间不长，这些后面就不多赘述了。

嘉靖六年（1572），守制期满，徐阶携妻子返回北京，去吏部报到，继续在翰林院供职。

阔别三年，朝廷上上下下仿佛换了个模样，当年那批人不见了，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这一切都是拜张璁所赐。

议礼成功之后，张璁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他看谁都不顺眼。虽然身份提高了，但本质一点儿没变——依然是小人。

小人往往更聪明，所以容易得志，可就是境界不行，所以永远做不成大事。没见他干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只是当年在大礼议中踩过他的官员纷纷下了课。比如那位上海县令郑洛书，当时担任监察御史，由于不听他比划，也只能卷铺盖走人。

或贬官，或革职，或流放，就连已经致仕了的杨廷和也不放过，被定为罪魁，硬是削籍为民。剩下的官员大都改换门庭，投靠了张璁。

嘉靖六年（1527）十月，张璁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没做过翰林竟也入了阁，官职不低了，可整人工作依然没完。不久后，张璁丧心病狂，将矛头对准了一位大人物——杨一清。

在大礼议中，杨一清曾支持过张璁。此时，他担任内阁首辅，是张璁的顶头上司。张璁可不管这些，上下其手，一通阴谋诡计耍下来。终究在两年之后，张璁将杨一清挤出了朝廷，独揽大权。

自议礼以来，张璁的整人工作无意中开了一个极坏的头。

内阁变成了权力竞技场，整完别人，再被别人整。此后的内阁成员不再是和衷共济，而是你死我活，纷争不断。它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行政效率低下，很多工作就在无休无止的扯皮中耽搁了。

唯有最天才、最智慧的人才能治好大礼议的后遗症，并打开这个死结。

内阁倾轧，起于张璁，终于张居正。

嘉靖九年（1530）十二月，张璁上疏提议，他认为孔子祀典不合礼法，应该除去王号（孔子封为文宣王），并降低配享。

张璁似乎议礼议上了瘾，整完活人，又把火烧到了孔圣人的坟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