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接续）
两宋是古代中国发展的顶点，除军事一项外，她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上均取得了辉煌成就，尤其是发展出了广泛的商业。在江山半壁的情况下，南宋仍能拖住蒙古人的铁蹄长达半个世纪，足见其财政基础与后勤能力。南宋开朝后，中国南北分治，这种大分裂状态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蒙古人统一中国后发现，他们只能实现军事和政治的统一，而在经济上必须维持“一国两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元朝的早亡。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定国都于南京，这一选择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当时只有南方具备分裂实力。试问，争天下的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有哪个不是南方军阀呢？
为了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朱元璋和他的儿子以各种手段打击南方绅商，把中国从一个大商业国转变为一个小自耕农国。这是一种违背历史潮流的逆动，不过在资本主义扩张至东亚前，朝廷完全有能力关起门来过日子。从根本上讲，明清帝国不过是村落单位的庞大集结。在这样的帝国里，不但商业不发达，就连农业也不发达。民穷只能导致国贫。政府收不到足够的税收，也就懒于且很难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架桥铺路，比如兴修水利，比如仲裁交易，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民间的贫困。明清时期，朝廷甚至从来不曾像样地整理过货币，使得通货紧缩成为了经济常态。明清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是一种由错误意识形态导致的历史悲剧。
在明清两代，儒家意识形态事实上被塑造成了宗教法，它有效维持了社会在贫困状态下的稳定。由于不具备普遍的商业贸易，所以构建民商法律既无基础亦显多余。地方政府以“息讼止争“为政治使命，诉讼制度设计和操作的原则乃是让起诉者亏本。“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②这样的体制与商业为敌，它不可能孕育出像“权利与义务”、“独立于平等”、“物权与破产”这样的商业文化，更遑论萌芽出资本主义。直到中日对决的1894年，大清国都没有建立起一套现代货币及租税体系，执政者甚至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
第三帝国不但缺乏大商业，而且缺乏大农业。帝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的绝大部分是以户为单位的小自耕农。除了家族以外，这些农民极少有机会参加其它社会组织，人们固然可以不受他人指使，但也失去了与人合作的根基。这样社会基础只能孕育出自由散漫和以邻为壑的社会风气，在外人看来就是：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而一群人是条虫。
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黄仁宇先生曾经指出：“军队固为改造社会之工具，它本身也仍系社会产物。”一百二十年前，与与日军作生死战的清军只是看上去像一支近代武装。事实上，清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它由满八旗、汉八旗、蒙古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等军事单位拼凑而成，乃是一支十足道地的杂牌军。这些军事单位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训练和统一的指挥，它不过是一个个将军或总督的私人武装。作战的士兵来源于贫穷的农村，大部分人不识字，从军前也未在社会组织中历练。各支军队只能靠武力恐吓和私人友谊维系，武力恐吓只能震慑于一时，私人友谊也很难大范围展开，不同军事单元间因之很难协同配合。大清国没有参谋本部，就算有也只能是个虚架子，因为上层的合意很难在底层得到贯彻。
在辽东战场，日军几乎总是在以多打少，清军则时常出现万人奔溃。对付清军，日军有一个必杀技，他们先在正面用大炮一阵乱轰，然后正面侧翼三面包抄并造成断后之象，清军马上就会狼狈溃散。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在敌强我弱时，选择军事退却是很正常的，但万人奔溃就不正常了。因为，只有当军队没有形成组织时，败兵才会表现得如乌合之众。如果说日军是一座金字塔的话，那么清军就是一麻袋绿豆——将军是麻袋，士兵是绿豆，麻袋一破，绿豆四散。
刻薄地讲，清军更像是帮会联盟而不是现代军队，它由无数的帮主和帮众构成，皇帝则是各门各派的武林盟主。各帮之存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帮主的威望，而这威望来源于帮主对儒家道德的践行，尤其是要重孝守义。在每一帮的内部，帮众之间不是战友而是“哥们”，帮主和帮众之间也不是主奴，而是“父子”或“兄弟”。在《三国演义》（非《三国志》，即小说虚构而非历史真实）中，关羽誓死效忠刘备，不是因为刘备是他主子，而是因为刘备是他“大哥”；同样地，关羽之所以决然离弃曹操，也不是因为曹操无能，而是因为曹操无情。概而言之，中国文化是家族文化，而日本文化是会社文化。因此说，甲午战争不是一个青年打倒了一位老者（个体之战），而是一家公司打垮了一个村子（组织之战）。
回顾甲午之战，你会发现清军之败主要不在海上而在陆地，北洋舰队其实是让日本陆军打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清国的陆军不是为抵御外侵而设计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内部叛乱。在甲午陆战中，李鸿章的淮军通常是作战最英勇的，但还是难以抵挡日军，这也不能怪它，它原本就是内战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军队几乎总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李鸿章组建陆海军并不是为了主动进攻，而是为了消极防御，其军事策略乃是依靠军队规模和装备优势把敌方吓住，而非与之决战。试问，北洋水师若真有实战意识，它怎么会到最后一刻才发现炮弹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沙子呢？
翁同龢停止向李鸿章划拨银子并非完无道理，因为北洋水师一直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它不是曾经压服了日本长崎政府，它不是已经成为了“亚洲第一舰队”，它都那么牛X了怎么还老嚷嚷着自己不行呢？
17世纪中叶，满人入主中原给汉人带来了灾难，也把中国拖入了倒退通道。我们知道，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是和珅，一个满人，这是很讽刺的。提到和珅，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腐败，但和珅现象的本质不是腐败，而是集权。和珅是只可能诞生在满清的，其他朝代也有贪官，但绝不会有和珅。因为，只有当皇权膨胀到失去任何制约时，皇帝的宠奴才能手握十多个部委而无人反对，贪墨二十年岁入而无人弹劾。自宋以降，地方政府就失去了独立性，自清之后，连中央官僚也失去了独立性，天下人全成了贱奴才。尤为可悲的是，帝国的知识分子沦落成了辞藻工作者，他们不但没有了抗争的勇气，而且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也许他们真觉得自己生活在“盛世天~朝”。
满清统治者不但全盘继承了洪武体制，而且将其推到了反动的极限。为了保卫异族统治，执政者必须全力维持被统治者的贫穷、愚昧和奴性，他们真的做到了。其实，洪武体制在1644年就已经破产了，其制度性失败（systemfailure）也早被明末学者黄宗羲和顾炎武所点破，只可惜拳头代替了头脑，野蛮战胜了文明，中国悲剧性地再度沉沦。
洪武体制第一次破产时（1644），中国的总人口据推测约为一亿五千万，而当它第二次破产时（1894），暴增到了四亿五千万，中华第三帝国及东亚朝贡体系唯有解体了。
再回首，往事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备注：
②摘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209页中段。
（第八章「中日再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