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一个人的战争

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有过这样一句论断：“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

2014，又逢甲午，回顾历史，可有新悟？

甲午战后，西方报纸如是评价道：“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梁启超颇认同这种说法，他说“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为了证实此说，梁启超还举了一个事例。话说，在日军占领威海卫海军基地后，广东水师向日本政府索还“广丙号”巡洋舰，理由是该巡洋舰是广东水师的财产，只是临时借调给北洋水师用，两广与此战毫无瓜葛。当时，这一事件在外交界被传为笑柄。

广丙号索还事件并非个案，在整个战争期间，此类事件数不胜数。我们知道，北洋水师早就退到了威海卫海军基地，它完全有时间构筑起防御阵线，而且威海卫海军基地配备了英德两国的先进火炮，是一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军事要塞。在这样的情况下，威海卫海军基地怎么会被日军所轻松占领呢？

原因很简单，李鸿章没有足够的兵员来守卫威海卫。当时，整个海军基地共有一百座炮台，配置于此的淮军却只有五千人，每座炮台仅能分得五十名守兵。这还算是好的，日军登陆的荣成湾更是连一名清兵都没有！我们不禁要问，大清帝国的陆军哪去了呢？

其实，在威海卫不远的烟台城就驻扎着一支清军，朝廷也命令这支清军驰援北洋水师。但直到丁汝昌服毒自杀，这支清军也不曾加入对日战斗，它被山东巡抚李秉衡“绑架”了。李秉衡不但按住了自己的直辖部队，而且截留了驰援威海卫的云贵苗兵。也许有读者会问，这李秉衡到底想干什么？答案是目睹北洋水师覆灭。

李秉衡的辩护者拒绝承认这一点，他们把上述的一切都解释为“误判”，因为李秉衡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坏人”。在晚清官场，李秉衡因“勤政廉洁”而闻名，有百姓甚至称他为“在世包公”。此外，李秉衡还因极力主战而被普遍视为“爱国栋梁”。这样一个声名良好的“青天大老爷”怎么会是民族罪人呢？

有一个背景我们必须交待，李秉衡是在丰岛海战后中日宣战前出任山东巡抚的，这一安排是由朝中清流派促成的，而李秉衡是清流派领袖张之洞的忠实支持者。我们知道，张之洞与李鸿章素来不和，两人在人品、政见和学问上一左一右，时人普遍视张为“正人君子”。张之洞极力主战，李鸿章则一味避战，张之洞安排李秉衡坐镇山东，就是为了牵制住李鸿章。要知道，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属于平级，李鸿章是调不动李秉衡的。

写得这么细，讲了这么多，难道笔者要挑起一桩晚清名誉案？非也。诸君已知，笔者为“大历史观”的鼓吹者，倡导跳出人事之纷争，摆脱道德之视角，用长远眼光与技术手段解读历史。二李之忠奸善恶与今人无涉，纵使李秉衡派兵驰援威海卫，北洋舰队也是要覆灭的，早晚而已。李秉衡当然负有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一国之战缘何变成一人之战，李鸿章为何孤立无援，大清国到底是怎么了？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清李鸿章及大清国的本质。

李鸿章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可以说没有洪秀全就没有李鸿章。早先，李鸿章效力于曾国藩的湘军，后来才凭借人脉与所学创建了淮军。湘淮军是一种私人武装，其构建与维系的纽带是创办者的个人威望和组员间的私人友谊，它的效法对象乃是明朝中后期的“戚家军”。到洪秀全起义时，八旗与绿营已经不堪一击，满清高层不得不允许汉人自组武装。组织军队是需要钱的，曾李二人的首要工作就是筹集军费。当时由于洪杨作乱，北京朝廷失去了对南方的控制。而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江南是中央财政的根本。所以，在太平天国时期，湘淮军可以在控制区域较自由地征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厘金。厘金是一种普遍的商业税，税率一般为百分之一，它有效保障了湘淮军的生存。太平天国覆灭后，曾国藩为求自保主动要求裁撤湘军，从而消除了朝廷戒心并缓解了财政压力。此时，内忧外患并未完全消除，朝廷仍然需要一支能战之师，李鸿章的淮军也就成了理想选择。

1865年，李鸿章成为两江总督，署理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民政。在这一时期，淮军逐渐实现了近代化与“国家化”。近代化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单靠厘金收入是不行的，李鸿章必须开辟出更多的军费来源。我们知道，自19世纪60年代起，恭亲王奕訢便以“师夷自强”为口号掀起洋务运动，朝廷上马了一系列大型项目。在这场运动中，李鸿章是一个十分抢眼的角色，他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系列近代工厂。李鸿章把手伸那么长，不仅仅是因为他好出风头，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一支军队要供养。读者因之可以想见，李鸿章的官声不会太好，清流派必然会攻击李的道德人品。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任命使李鸿章获得了更高的权威，不过也使他失去了相当的财源。为了供养那支淮系武装，李鸿章不得不搞好与洋人、慈禧以及户部的关系。李鸿章在笼络洋人方面相当有办法，也能较容易地从慈禧那邀得恩宠，但就是搞不定户部。从1886年起，两代帝师翁同龢担任户部尚书，从此处处为难李鸿章。

原来，翁同龢与李鸿章有一桩私仇，翁同龢之兄翁同存因临阵脱逃及办事不力而被流放新疆，参劾之人正是李鸿章。1875年，李鸿章受朝廷之命创设北洋水师，仅用十年时间就将其打造为“东亚第一舰队”。在1886年，这支海军甚至迫使日本长崎政府无条件屈服。长崎清国水兵事件（又称“镇远骚动”）是北洋水师辉煌的顶点，其后不久它便陷入了停滞状态。自1888年起，翁同龢就连续上书奏请缩减乃至停拨海军军费，1891年，朝廷甚至下令三年内禁止南北洋水师进口武器及舰船，这直接导致北洋水师在黄海大战中缺舰少弹。禁令期间，李鸿章不断进行抗争，他一有机会就向光绪皇帝讲述日本海军近况，恳请朝廷收回成命。对此，光绪皇帝无动于衷，他只回了一句“另有旨”，之后再无音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