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出兵台湾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近代，话说大久保利于1873年10月通过政变推翻了西乡隆盛政权，确立了“內治优先”的政治路线。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要熄灭武士们燃烧的激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板垣退助已经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武斗一派更是磨刀霍霍，蠢蠢欲动。武士阶层已成为稳定国家的障碍，他们天天叫嚣战争，唯恐天下不乱。面对不断破产的武士，大久保利通调整了执政策略，由完全的“安内以攘外”转变为部分的“攘外以安内”，而1871年底发生的“牡丹社事件”为他提供了机会。

到明治六年（1873），琉球的地位随着废藩置县的施行发生了微妙变化，日本中央政府单方面宣布琉球为新立鹿儿岛县的一个“令制国”（自治辖区）。这一变化并未立即引起时人的注意，因为琉球古国仍然存在，仍一如既往地向清帝国朝贡。

日本人是一个崇尚名誉但无视道德的民族，与是非相比他们更关注利害，他们很清楚什么是“耻”但几乎不知道什么叫“罪”。

明治三年（1870）秋，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使华，企图与中国签订类似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条约，结果被清廷断然拒绝。一年之后，日本政府放弃了妄想，与清廷签订了平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外交开端，可这两个条约在签署时遇到了麻烦。英美政府担心中日两国会建立“攻守同盟”，便向明治政府施压，中日在某些条文上也存在分歧，条约就这样拖着一直没签成。可就在这来往反复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日使柳原前光从清廷的邸报上得知了“牡丹社事件”并向其本国政府做了详细汇报，明治政府随后发动了一场小规模“征台之役”。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明治四年（1871）冬，琉球南部的宫古岛与八重山依例向中部的首里王廷进贡，他们的进贡船队在回航途中遭遇了台风，有两艘贡船先后漂流到了台南的八瑶湾。其中宫古岛的漂流船共有69名船员，有3人在漂流中溺死，其余人安全地登陆。死里逃生的琉球人本以为厄运结束了，可谁承想它才刚刚开始。

琉球人登陆的地点是台南原住民的地盘，清廷称这一地区为“生番”，意思是化外之地。台南原住民有出草的习俗，所谓“出草”，就是把陌生男子的头割下来收藏于家中。这种野蛮的习俗有其历史的成因，原住民尚生活在部落时代，为加强本部落而削弱他部落，本部落男子有必要消灭他部落男子。对原住民来说，出草是一种家常便发，甚至有游戏的色彩。在原住民文化中，出草非但不野蛮而且很英雄。一个成年男子，家里要是没有几颗异族男子骷髅头，他上街都不好意思跟族人打招呼。

很不幸的是，琉球漂流民成为了原住民男子提升其尊严的牺牲品，登岸的66名琉球人中有54名遭此大难，只有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抵达了清廷统治区。八重山漂流船上的漂流民则没有遭此厄运，其46名船员除1名病故外都得到了清廷庇护。次年（1872）2月，57名琉球漂流民被清廷护送至位于福州的琉球馆，他们于同年7月返回琉球本土。清廷完全是依照惯例处理此事，琉球王廷也并未对处理结果提出异议，这件被今人称为“牡丹社事件”的海难本应就此平息。

当日本人得知牡丹社事件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治政府要求介入这一事件。在日本，牡丹社事件被官员与名嘴大肆渲染，其中鹿儿岛人最为活跃，他们要求政府对台湾兴师问罪。九州的将官们也开始串联，他们甚至着手研究征台方略。

对明治政府而言，介入牡丹社事件有现实的困难：首先，它对琉球并没有主权，或者说它那单方面的废藩置县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其次，它对台湾的情况也没有多少了解，加之台湾是清帝国的一个行省，征台有可能引发两国全面战争；最后，大久保政府的财政十分紧张，它没有打一场长时间战争的本钱。

政府虽有种种困难，但它无法拂逆主流民意，于是它开始了战争准备。

明治六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北京，名义上是要交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实际则是来探听清廷的虚实，以寻找出兵的借口。

副岛种臣质问总理衙门，为何不惩办台湾生番杀人凶手。清廷的接待代表为毛昶熙，他反问道：“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副岛又拿出了遇难民中有4名日本人的证据，说“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

毛昶熙没能看透副岛的外交意图，只觉得这小子没事无理取闹，便没好气地答道：“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副岛听闻此言大喜过望，他终于找到了向“无主番界”出兵的借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