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中日再决
1.琉球两属
中国的皇帝又被称为“天子”，他是国王与教皇的结合体，他在死后会被供奉于太庙，会被后世当做神一样祭祀与崇拜。在皇帝驾崩之后，新君要给先帝选择一个庙号，以对其一生盖棺定论。万历皇帝的庙号为“神宗”，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评价，它虽也有“安仁立政”、“则天广运”的正面含义，但更多的是指“圣不可知”、“阴阳不测”、“治民无为”、“应变远方不疾而速”，万历皇帝朱翊钧几乎占全了。历史上另一位有名的“神宗”是赵顼[xū]，他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因启用古怪的改革家王安石而得此差评。庙号现象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泛道德化倾向，我们喜欢把皇帝分为仁君与暴君、明君与昏君，把朝代兴亡的原因主要用道德人品来作解释，这样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对体制进行反思。
《平倭诏》的发布标志着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东亚朝贡体系一如既往地主导着东亚秩序。1609年，李氏朝鲜与德川日本达成了谅解，两国恢复了商贸往来。同年还发生了另一件易被忽视但颇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我们的属国琉球被日本的萨摩藩入侵了。
琉球是位于东中国海上的一系列群岛，散落于日本列岛与台湾岛之间，长久以来为尚氏王朝所统治。琉球人可能是马来人与百越人（先秦中国南部蛮族）的混血，他们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洪武年间，“闽人三十六姓”奉太祖之命迁居琉球，以推动当地造船、文化与贸易的发展。经过数代中国人的努力，琉球王国迅速变成了一个中国式国家，琉球人用毛笔写字，启蒙教材是《三字经》，中学教科书为四书五经，官方语言乃是汉字，每个家族都有族谱，全岛都崇祭孔子，琉球服饰更是与大明无异。“闽人三十六姓”是一个外来精英集团，他们始终居于琉球社会的上层，控制着相当一部分的王廷要职。
虽然这片群岛早被中国人以[liúqiú]二音命名，但使用“琉球”二字还是洪武之后的事，它的意思是“琉璃玉与珍珠球”。
琉球是一片狭长且较小的群岛，它不具备农耕立国的基础，海上贸易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它努力亲近中国的原始动机。琉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位于东亚大陆、日本列岛、台湾岛及东南亚的中间，是沟通这一地区的海上通路，被称为“万国津梁”。琉球人在与帝国交往时保持着恭顺的姿态，是个标准的“好孩子”，它因此得到了帝国的宠爱与实惠。帝国的海禁政策加强了琉球的贸易优势，它很快就成为一个靠中转贸易发财的国家。
琉球不是一个武装国家，军事化对它没有多少意义，若是邻国一心想要侵犯它，它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琉球才主动寻求帝国的庇护，中琉宗藩关系因之日趋紧密。
琉球努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防范日本，事实上，早在十五世纪末琉球就遭受了萨摩藩的恐吓与勒索。一个世纪后，丰臣秀吉在日本崛起，他曾试图吞并琉球，后来改为财务勒索，要求琉球为“入唐”行动提供军事援助。面对霸道的日本人，琉球国王采用了“拖字诀”，他不说不给而是说国家穷没有钱。丰臣秀吉可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他以调查琉球土地的方式逼琉球国王就范。琉球国王屈服了，他向丰臣的军队提供了规定数额一半的粮饷，萨摩藩主说另外一半由他暂时“垫付”。琉球国王没有明确承认这种“垫付”，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一说法，这就为萨摩人提供了入侵的口实。
萨摩藩就是后来的鹿儿岛县，相信读者对萨摩人已有深刻印象。萨摩人历来以“好勇斗狠著”称于世，就连征夷大将军都拿他们没办法，德川家康在关原合战后没敢更动他们的地盘。萨摩藩参加了万历朝鲜战争，又在后来的关原合战中战败，它的财政因之陷入困顿。为了摆脱危机，萨摩藩主盯上了琉球的对华贸易，他决定发动一场征服琉球的军事行动。
1609年三月，萨摩藩主以“索债”及“膺惩不臣”的名义派出了一支三千人的征琉远征军，“己酉倭乱”爆发了。能征善战的萨摩武士很快由北向南地占领了整个琉球，琉球国王被迫投降，当春天结束时，侵略军掳掠着一百多俘虏返回萨摩，其中包括了国王与三司。萨摩人的军事目的不是占领琉球，而是控制它，且以最低成本。萨摩藩主成功地臣服了琉球王室，1611年底双方签署了一些列旨在确立萨摩宗主地位的不平等条约，之后不久琉球俘虏被释放回国。
萨摩藩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德川幕府的批准，事后，德川家康高度评价了这一侵略行动。不过本质来讲，这只是一场萨摩藩的单独侵略，与万历朝鲜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萨摩藩主极力避免幕府与他藩干涉琉球事宜，他甚至不允许琉球人与其他藩进行直接接触。萨摩藩主的心思很明白，就是通过控制琉球垄断日琉与日中贸易，当然主要是后者。
1609年之后，萨摩藩永久侵占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琉球北方五岛，对这一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但对于其他地区，萨摩藩采取了一种萨摩人监视下的琉球自治模式。萨摩藩主向北方五岛之外的各大岛派遣“在番奉行”，是一种类似于殖民总督的派出机构，包括常驻官员、巡视监察以及治安杂役。萨摩藩主不允许驻琉官员与当地人结交，也不允许他们贪污腐败或招惹是非。萨摩藩主对同化当地人没有兴趣，恰恰相反，他一直极力避免出现这样的苗头。琉球人不能与萨摩人通婚，不能起日本式名字，不能归化为萨摩户籍，甚至不能穿着和服。萨摩藩主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需要。他试图让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相信，琉球还是原来那个独立的琉球，这样他便可以借壳贸易。
历史显示，萨摩藩主的愿望在一段时期内落空了，因为万历皇帝发现了这个秘密。明廷早在1609年就通过琉球使臣得知了这起“倭乱”，万历皇帝对琉球使臣进行了情感安慰，还命令福建官员搜集“倭乱”细节，似乎有再度平倭之意。萨摩人的做法出乎了万历皇帝的预料，琉球王国并未被吞并，它仍然“独立”地存在着。对此，明廷选择了沉默，它似乎也没有发难的理由。1612年，琉球按例向帝国朝贡，帝国的官员很快就从贡品中发现了日本土产，万历皇帝怀疑日本人操控朝贡贸易，因此将琉球的贡期由“两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直到十年之后才放宽至“五年一贡”。明廷修改琉球贡期可能还有利益上的考量，万历朝鲜战争恶化了帝国的财政，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了。
满清得以统治中国有日本人的功劳，它似乎也在无意间回报了日本人——“琉球”的对华贸易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满清君臣把琉球视为仅次于朝鲜的忠诚属国，他们很可能不知道琉球被萨摩控制的事实，也就严重误会了琉球“忠诚”的本质。一些清代使琉官员的日记显示，他们在琉球得知了萨摩侵琉事件，也观察到了琉球人的一些异样，但他们并未试图刨根问题，也从未向皇帝报告哪怕些许实情，一如他们在内政问题上的表现。
在我们这个帝国，实事求是是一种极不受欢迎的政治作风，它会破坏“天下和谐一统”的形式美感，进而削弱帝国存立的心理基础。帝国的官员必须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两只眼睛全闭上，以保持帝国灿烂的形象和无上的尊严。
出使琉球的官员很清楚他们册封使命的形式化，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岛国不是为了任何实质的内容，亦或者说，册封形式本身就是宗藩关系的内容。与帝国而言，藩属国不是殖民地，它们虽是中国化的但不是中国的。因此，帝国对番邦的内政与外交没有兴趣，我们也只在受到邀请时才介入番邦内部或番邦之间的纷争。帝国建立朝贡体系不是为了靠它发财，而是靠它免灾，用一种向外影响的形式达到对内防守的目的。在琉球问题上，萨摩侵琉基本未在形式上挑战朝贡秩序，而琉球人也未向清廷发出求援申请。既然如此，戳破“琉球独立”的谎言就显得毫无必要。使臣们不远万里出使琉球，为的是获得晋身的资本，而不是让满洲皇帝下不来台。使琉官员大多为汉人，他们连自己的祖国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替琉球人出头呢？
就这样，在中国，琉球的真相被掩盖终至遗忘了，我们高高兴兴地沉醉在一个“太平盛世”的幻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