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洪武体制与朝贡贸易

东亚古代的“世界秩序”被史学家称为朝贡体系，这一体系由中华帝国所建立及主宰。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人处理外交问题的传统办法，其本质乃是将始自西周的礼乐制度向外延伸，这一地区秩序随着中华三大帝国命运的浮沉而浮沉。

秦汉是中华帝国的胚胎期，此时的朝贡制度尚处草创阶段，并未形成一套完整体系。秦汉时期，帝国疆域不断向外扩张，华夏文教艺术与典章器物亦随之而扩张。隋唐宋三朝是中华帝国的全盛期，此时的朝贡制度有了丰富的内容，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体系。在隋唐两朝，中外的贸易通道是顺畅的，因此“朝”比“贡”更重要。大唐帝国的态度简单而明确——顺唐者昌逆唐者亡，百济与高句丽均因反唐而亡国，此后华夏文明风靡东亚，连一向反华的日本都以唐化为荣。明清是中华帝国的衰败期，然而不幸的是，朝贡制度恰于此时定型。清朝虽对明朝的政策与体制做了调整，但并未触及第三帝国的内核，它仍就依靠朱元璋打造的体制而运转。朱元璋的年号为“洪武”，我们不妨将他所打造的体制称为“洪武体制”。洪武体制之内核包括三个方面：一、在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君主集权；二、在经济上实行小自耕农财税体制；三、在思想上以八股科举普及程朱理学。

今人一般认为，洪武体制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总根源，某些历史研究者因之对朱元璋口诛笔伐——讥讽其长相、贬损其人格、嘲笑其出身，言外之意，要过饭的丑八怪得了志就是这副德行。然而奇怪的是，这些批评家在尽情污蔑朱元璋的同时，又在热情歌颂雍正皇帝，似乎这位满洲皇帝不是个大独裁者，也没有搞过文字狱。令人汗颜的是，这么荒谬的逻辑居然大行其道，信者芸芸！朱元璋当然有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若以为洪武体制之形成完全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那就严重误解了历史。要知道，历史对伟人的塑造要远远超过伟人对历史的塑造。那些肆意批评朱元璋的人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民族复兴的重任为什么会落在一个要过饭的丑八怪身上，那些书香门第的帅哥靓仔们全都跑哪去了？历史之所以选择朱元璋是因为他具有自律精神（对自己）、悲悯情怀（对下层）与坚强意志（对未来），此外，他的智力也绝对不差，要是差的话，他早就在那个乱世之中被对手歼灭了。中国进入洪武体制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朱元璋只是加速了这一天的到来，但他并不是大历史的主宰者。

东亚历史的永恒主宰者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这片土地在原始条件下也能耕种，西周农耕文明因此而诞生。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农耕的周文明取代商猎的殷文明成为中国的主宰性文明。

黄河既是中国人的母亲河，也是中国人的灾难河。黄河时常泛滥，受灾区域经常波及数个诸侯国，单个诸侯国根本无力应对灾难，就更不用说共同治黄了。而更为糟糕的是，在邦国体制下，黄河流域的诸侯国经常以邻为壑，人为对外输出灾难，如此以来，“国际关系”岂能和谐。

如果说黄河水患是“地灾”的话，那旱涝饥馑就是“天灾”了。中国的降雨不是太少就是过多，受此等气候的影响，中国人要经常面对大面积食物短缺。在邦国体制下，小的诸侯国没有能力救济灾民，灾民的出路只有三条——饿死、投军或当土匪，而这都将给本国及邻国带来巨大压力。诸君只要想想，我们是多么害怕朝鲜或缅甸内乱就知道这压力有多大了。

中国存在一条十五英寸等雨线，其大方向与长城沿线相同，这条线将中国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部分，其中东南一侧适宜耕种，西北一侧则只能畜牧。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由于畜牧地带经济落后且无法自给，当地人必然要求边境贸易以获取生活必需品，而当边境贸易无法满足其需求时，他们必然会发动以劫掠为目的的战争（大部分为非征服战争，即不是出于统治目的的战争），要知道，哪个民族也不愿意长期挨饿或者受穷。如果这种挨饿或受穷是天注定的，那么，无休无止的战争也就是天注定的。

黄河泛滥，旱涝之灾，塞外边患，这三重灾难将东亚的农耕区逼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体。笔者必须指出，中国人渴望统一不是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源于生存需要，即便到了近现代也仍如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