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接续）
西汉末年，豪强大族崛起，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外戚王莽因道德高尚而被臣民拥戴为主。王莽在称帝后改国号为“新”，他以“圣人”姿态临朝，以复古新政应对政治挑战。只可惜，王莽的改革失败了，他的改革方案宏伟且深入，但就是不管用，各种矛盾非但没有被缓解，反尔被激化了，王莽也从一个“圣人”变成了“篡国者”，他的王朝仅存世十五载，与秦帝国一样短促。新莽王朝亡于改革，西汉末年的问题已无从合理化，王莽的后继者东汉光武帝刘秀亦拿不出改革方案，他企图靠“天人合一”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延长国祚，结果只能是让豪强越做越大，终裂土分茅、三国鼎立。
三国乃两汉之尾声，亦为隋唐之前传，它具有过渡性格，有如近代之民国。在三国争雄期间，道德既为政治之标榜，亦为政治之累赘，各政权均要应对激烈竞争，军事能力成为生存之依凭，各军阀不得不改革体制与财税。三国争雄归一于晋，晋朝中叶发生“五胡乱华”，晋亡之后则开启南北朝时代。此后，西北牧人走上了中原政治舞台，他们与汉人在人种上混血，在文化上融合。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利用权谋及恐吓终结了北朝，随后南下消灭陈政权，从而彻底结束了汉末以来的大分裂，隋唐时代由此开始。
隋朝与秦朝处于相似的历史阶段，其首任皇帝都雄才大略，依靠政治高压积累了大量财政储蓄，同时又造成了大量无业流民，其二世皇帝都缺乏消化这笔政治遗产的工具。面对多余的财富与人口，秦二世与隋炀帝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兴土木，隋炀帝还发动了东征高句丽的战争。隋炀帝以其浪漫果敢的性格及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迅速挥霍掉了其父留下的政治遗产，他替后继者唐高祖李渊解决了政治难题，却使自己死于非命。
唐朝在隋朝体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她在隋炀帝充分破坏的基础上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⑤“7世纪初期是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白村江之战即发生于此间）‘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⑥唐朝在中后期大量设立藩镇，赋予其近乎自治的权力，节度使亦有如日本大名。大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时期，可是她的体制无法应对如此多元的文化及政治。除此而外，唐朝也没有在货币制度上取得突破，多余的财富无法在社会下层流动，从而解决失地农民及增殖人口的就业问题。资本是逐利的，多余财富既然无法惠及于下，便只能挥霍于上。宫廷消费带动了长安与洛阳等都会城市的繁荣，这种趋向非但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反尔加剧了社会冲突，皇室与朝廷成了“奢靡”与“腐败”的象征，越来越被社会下层所仇恨，就连白居易这样的官僚诗人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公元八世纪中叶，胡汉混血的安禄山以一场地方叛乱将所有矛盾一体挑破，大唐帝国终被其一手扶植的繁荣所埋葬。
李唐灭亡后，隋之前的大分裂重现中华大地，中原地区出现了前后相继的五个政权，南方及巴蜀则出现了十个割据政权，当此之时，契丹人也自中国东北崛起（在俄语中，中国即发音“契丹”），他们建立了与五代十国并立的辽国。公元十世纪中叶，后周大将赵匡胤在下级武官的怂恿下黄袍加身，从而终结了五代。契丹的崛起严重威胁了中原政权的安全，尤其是在其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赵宋的勃兴乃是中原汉人应对契丹挑战的一种反应。赵宋在取得后周之后开启统一战争，她吞并了横亘于南方及巴蜀的割据政权，使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地区统一于赵宋的旗帜下。
在这段时期，东亚大陆被几大文明所瓜分，汉人王朝居于东南，异族政权环绕四周，除辽、宋之外，宋的西部还出现了西夏、回鹘（不与宋接壤）、吐蕃与大理，北宋末年，女真人打败契丹人，从而代辽立金。辽与金均为半牧半农性质的政权，它们兼备冲锋之优势与补给之能力，要远强悍于汉唐时的纯游牧政权，这一局面的出现严重挑战了自周而始的农耕文明。辽金经常向赵宋发动战争，其战争动力来源于贸易赤字，战争的结果经常是赵宋以贡献“岁币”的形式购买和平，南宋皇帝甚至还向金国皇帝自称“侄皇帝”。与汉人而言，这虽尚不属严格的“称臣”，但已经是奇耻大辱了。今人很难理解，一个比对手更富庶、更广袤的高等文明怎么就被“野蛮人”政权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呢？
赵宋之羸弱至今为国人耿耿于怀，金庸小说之火爆即为明证。赵宋之困境由前面的历史所造成，赵宋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比汉唐的更为棘手，契丹之崛起终结了汉人政权垄断东亚大陆的局面，赵宋不得不与强邻长期竞争及周旋。
两宋为取得战争优势而大力劝商，几大政权的割据又为大商业的存在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宋的商业出现了大繁荣，这种商业繁荣在帝制中国空前绝后。两宋皇帝为应对安全挑战而大力发展商业，然而商业的发展却加剧了安全挑战！两宋的确依靠商业发了大财，却也因之与邻国结了仇怨，要知道，单边贸易繁荣只能带来贸易摩擦，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赵宋的邻居都是穷国，它们在与宋贸易中长期赤字，发动战争乃弥补贸易赤字之手段。
袁腾飞有句名言，越落后的国家越不可战胜，比如朝鲜、比如越南、比如阿富汗。这一结论似乎也适用于古代，蒙古人的崛起就是其最好的注脚。为蒙古帝国奠定根基的辽金政权比赵宋帝国要落后得多，但正因为此它们在军事上才更便于动员，战争乃是其精英阶层的主要出路，另外，辽金没有“重文轻武”的精神与体制，它们也不用应对商业发展带来的后勤麻烦，这就使其军队在战场上更具机动性，战争的节奏与结局也就自然掌握在这些“野蛮人”手中。
而反观我们的大宋，商业的确获得了重大发展，但是通胀也因之高企，土地日益集中，流民不但增多而且失控，商人依附朝廷而发财，他们没有推进政治改革的欲望，反尔通过收买权力成为毒化社会风气的公害。急剧膨胀出来的商业资本无法转化为改组社会的力量，也就找不到出路，其只能在大城市里打转，也就惠及不到底层，更增强不了军事能力，这么一笔财富竟成了政治负累。“中国在公元11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即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⑦赵宋帝国要想找到出路，就必须全面改造社会，放弃小自耕农财税体制，放弃儒家的道德及礼乐，放弃传统的文官集团，进行一场有若近代的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彻底商业革命。很显然，这是赵宋无法做到的，两宋商业的辉煌建基于农耕文明，而农业体制与商业体制无法两立，一个农耕帝国不可能容忍商业无限制发展。
赵宋不但要与外部的辽金、西夏与蒙元作战，还要与内部的流寇作战，更在保持现状与突破体制之间摇摆不定，她承受不了这重重重负，终以悲壮方式完成了汉人帝国的覆灭。黄仁宇先生将隋唐宋三朝命名为中华第二帝国。
注释：
⑤摘自黄仁宇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98页第二段黑体字；
⑥摘自黄仁宇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99页第三段黑体字；
⑦摘自黄仁宇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175页末段黑体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