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走向神坛
明治是一个年号，它代表一个时代，同时也指称一个人。明治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不管是改革还是战争，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在天皇睦仁的旗号下展开的。那么，睦仁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在帝国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
中国人喜欢将睦仁描写成一代大帝，这一风习始从康有为一直沿袭到今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将睦仁描写成了清帝康熙，是一个冲龄践祚、任贤用能且刚毅果敢的不世出圣主。康有为神化了明治天皇，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要利用光绪皇帝。为了神化明治天皇，康有为甚至不惜大量篡改史实，例如，他说《五条誓文》发布于明治元年正月元日（1868年1月1日），是明治维新的总开端，事实上那是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1867年3月14日）的事情，当时甚至还没有改元“明治”！在前文中，笔者已点破《五条誓文》之出台与道德无关，而是出于战争筹款的需要。诸君试想，一家申请上市的公司，若不向股民山盟海誓，人家怎么肯掏钱入股！
不过，即便我们揭穿了康有为的谎言，国人也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天皇想象成清帝。没办法，铺天盖地的清宫戏已固化了皇帝印象，明主的形象永远是康雍乾。事实上，在明朝及以前，行政是由宰相主导的，皇帝不怎么插手具体政务，其角色更接近近代日本天皇。可惜，这些历史太过久远，它就像先秦时代一样被我们遗忘了。
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绝不是因为日本人有一个好皇帝。诸君试想，睦仁即天皇位时还不到十五岁，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就算是天赋异禀，又能“英明神武”到哪去。更何况，在他即位时，他的父皇刚不明不白地死去，幕府这只纸老虎也还没有被戳破，全国政局已是一片混乱，京都里还有幕府专设的监视机构，公卿武士虽摩拳擦掌但无必胜信心，国家前途未卜，个人生死难测。笔者很难相信，少年睦仁竟于此种境况下产生了拯救苍生的宏愿。难道他像圣女贞德那样看到了上帝的神迹，又或者像乔治·W·布什那样听到了天神的召唤？
在近代日本，天皇一直以“现人神”的身份出现，关于他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伊藤博文等试图塑造的天皇形象比康有为试图做的还要过分，我们必须应用常识与逻辑才能看清关于天皇的真相。
睦仁不是康熙那样的大帝，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甚至比不了咸丰，他的角色更接近于光绪，只不过摆布他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群男人。1867年，孝明天皇可疑的死去，这件事本身就是新旧更替的征象。此时，佐幕派与倒幕派已不共戴天，双方需要一场公开对决，睦仁在则此等局面下被挟持即位。
萨特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对当天皇这件事，睦仁是没有选择的，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
在幕府时代，天皇是一个政治工具，今天被这个幕府用，明天被那个幕府用，他不但无法御极宇内，有时连生活费都成问题。天皇是耶稣与教皇的结合体，他和他的儿子被圈禁于京都，对世俗世界并没有多少深刻了解。事实上，倒幕派也不需要天皇多么了解国政，反正他们也不想让他亲政。倒幕派造反的动机是从将军手里夺权，他们怎么可能把辛辛苦苦夺来的权力拱手全让给天皇呢？但是，他们又需要一个天皇，而且是一个看上去拥有实权的天皇，否则他们无法将自身统治合法化。
在江户时代，天皇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新政府必须大力神化天皇才能分享其权威。其实，造神运动早在明治初期就开始了。1867年，新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要求将神道教从佛教中分离出来。神道教乃日本本土宗教，崇奉天照大神，宣扬天皇为天照大神后裔，乃现人神，对人间有绝对支配权。在倒幕派取得政权后，全国开展了“废佛毁释”的群众运动，人们大量捣毁佛像与寺庙，抛售佛具与经卷，还强令僧侣还俗，佛教地位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政府大力资助神道教，政府专门设置了神祇事务局，全国神社被分为官社与诸社，统一接受政府的管控。除此之外，政府还复兴及新修了一批神社，靖国神社就是其中之一。经过上述整顿，神道教成为了准国教，天皇与政府的权威同时提升了。
德川时期的天皇居于京都，不参与行政事务，行政中心在江户。倒幕派攻占江户后，新政府开始迁都江户并改名东京，天皇也出现于重要的行政会议。《最后的武士》中就有明治天皇参加行政会议的情节，在电影中，天皇几乎一言不发，有如一尊静默的神像。这应该接近历史真实。天皇在场而又不表态，做如此安排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还是为了增强天皇权威，所谓“天威难测”，苍天不就目睹一切但又不发一言嘛，基督徒不也常说“上帝与你同在”嘛。
事实上，天皇也不是完全不干政，当政争陷入僵局时，他就会发布敕令表达态度。明治六年，天皇终结了征韩论争，明治十四年，天皇裁决了政体论争。天皇总是在关键时刻出手，他也只能在关键时刻出手，因为他是朝野各派最后的寄托、定纷止争最后的仲裁。天皇敕令更像是强势派压制弱势派的政治工具，开设国会后也仍如此。在宪法颁布后，日本加紧备战对华战争，军队、内阁与国会为增加军费预算吵成了一锅粥，军队说建海军是百年大计，国会则说要休养民力。此时，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他急需通过对外战争摆脱国内困境。伊藤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军费就动了歪脑筋，你国会不是不批钱嘛，那我就号召全国募捐。伊藤策划天皇发布“求募诏书”，大体意思是：兴办海军关乎帝国命运，不能一拖再拖，朕今后六年每年捐三十万并省吃俭用，至于诸位，自个儿都掂量着办吧！
读者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法令，而只是一个表态。事实上，天皇并不以法令影响社会，他的影响力来源于他的形象：他既是旧日本的传承者，又是新日本的开拓者，他缓解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增强了人们彼此间的包容，他独一无二，是一个全面的寄托。
睦仁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冲龄践祚的他的确富有朝气与野心，他很早就看清了自己的历史角色。维新派无非想塑造一个“威严、慈爱、刚毅的男子汉”，他干嘛不遂他们的愿呢，毕竟这帮人大大改善了皇族的待遇。往长远了想，整个政权都在以他的名义运作，帝国的未来关系到皇族的前途，他和维新派坐在同一条船上。
寡头集团与明治天皇有某种政治默契，休戚与共的命运将他们紧紧连接在一切。政府以以各种礼仪尊崇天皇，他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国人就会慢慢信仰天皇，会发自肺腑地奉他、爱他、畏他，甚至为他去死。
明治十五年（1882），天皇发布了《军人敕谕》。明治二十三年（1890），天皇又发布了《教育敕谕》。这两份敕谕的核心精神是奉献牺牲与忠君爱国，军队和学校已成为政府造神的工具。可悲啊！
最终，寡头们实现了天皇崇拜，他们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尊神，全国人民匍匐在这尊神的脚下，就连寡头们也要向这尊神低头鞠躬并高呼万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