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接续）

内战是反对的最高形式，当一切请愿、抗议、恐吓甚至暗杀都无法改变朝局时，内战就会成为一种政治出路。鹿儿岛士族对大久保政权恼恨到了极点，他们在火爆脾性的支配下选择了内战。

在西乡起兵之初，朝廷拿不准古干城的立场，这位熊本镇台一旦倒戈，萨军将获得弹药补给及根据之地，九州岛也就难以保全了。不过，朝廷高层选择了信任古干城，怕临阵换将失了军心。古干城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他死死地拖住了西乡隆盛，从而加速了萨军的败亡。

伊藤博文是大久保利通的亲密战友，他坚定的支持平叛大业，并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当战争陷入僵持、大久保面露忧色时，伊藤给这位上峰打气，说就算丢了九州也无所谓，两三年即可收复失地。伊藤何以如此谈笑风生？因为他看透了西乡隆盛，此人不懂经济，萨军没有财政基础，他们连维持现有战果都困难，就更不用说向外扩张了。

民权运动也困于财政难题，在大隈重信下野前，民党没有现代工商业背景，板垣退助又不愿做农民党领袖，这就使民党既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也不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成了一个漂泊于社会边缘的浮萍党，它没有真实的历史使命，“自由民权”不过是他们掩盖现实诉求的面具。

明治十一年（1878），大久保利通遇刺，伊藤博文接任内务卿，他终于位极人臣了。截至此时，维新三杰全部凋零，尚在的元老为岩仓具视（京都人）、大隈重信（佐贺人）、山县有朋（长州人）、井上馨（长州人）、黑田清隆（萨摩人）、西乡从道（萨摩人）和松方正义（萨摩人）。在这个首相班底中，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在财政口，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在军事口，井上馨在外交口，黑田清隆在北海道，岩仓具视则为公卿。对伊藤而言，这个组合还算可心，萨长力量平衡，各卿能力均可，只是藏相颇为另类。大隈重信的政治理想、做人风格和地域出身与其他元老差别过大，他与整个班底颇显不睦。此外，大隈一直在培植三菱，与民党时有交往，似有自立门户之念。

伊藤博文了解自己的处境，以他的出身和资历，他无法成为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他也不具备独裁者的气质，他是一个来自底层的寒士，寒士不可能靠穷横立足于官场。伊藤的长处在于巧用时势及与人合作，是一个高超的“周旋家”，他的确在下关和谈及废藩置县上与众人为敌，但那时他仅仅是个小角色，他需要靠标新立异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分量。他虽敢得罪藩主士族，但从未触怒上峰或违拗历史，他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伊藤博文不想做第二个大久保利通，他可不想找死。大久保之所以被历史选中，是因为当时情形危殆，到明治六年，征韩论已经失控，若想回归內治道路，只能蛮不讲理。独裁是应对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是节约改革成本的历史工具。当改革步入正轨后，独裁政治就会走向终结，官民间紧张关系也会缓和。历史喜欢低成本运营，如果独裁能降低改革成本，那它就支持一个独裁者；如果民主能降低营运成本，那它就缔造一个议会制。要而言之，历史不是一个道学家，而是一个大商人。

板垣退助因士族没落而崛起，民权运动貌似大张旗鼓，实则外强中干。民党并非全民之党，而是流民之党，是一个破落户的联盟。在时代的逼迫下，明治政府开始了“圈币运动”，农民和士族沦为经济难民。民权运动的本质是求生运动，“下克上”之动力来源于饥饿而非理想。饥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面包，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民权。伊藤博文很清楚，当下的工商业基础不可能创造充分就业，他也就无法与民党全面和解。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这种全面和解，他需要做的是分化瓦解民党，使之难以掣肘行政权力。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民党若失去领袖，将变成乌合之众，无法合力反对政府。另一方面，当就业机会短少时，警局和军队会显得分外迷人，政府压制民党的力量因之而增强。总之，民党不足为惧，甚至不足为虑。

伊藤博文了解板垣退助的底细，“为民请命者”多半清高虚浮且不懂经济。板垣的威望来自他的道德形象，而这形象是可以击碎的。至于后藤象二郎，此人反复无常，有如小贩，价钱合适即可收买。伊藤出手了，他令井上馨劝诱板垣及后藤游历欧洲，费用由三井财阀提供。自由斗士们，去自由国度看看吧，别整天价闭门造车。

真正让伊藤博文挠头的是大隈重信，大隈可不是板垣，更不是后藤，他既懂金融又有理想，更重要的是他有金主（三菱）。伊藤本不想与大隈闹翻，但他还是发动了十四年政变，周旋家也是有底线的，谁能容忍背叛组织的人呢？领导可以容忍异见，但绝不能容忍二心！

大隈下野后进行了反击，他一边组政党一边办学校，与板垣退助一唱一和，甚是活跃。为应对民党挑战，伊藤博文出台了四大政策：首先，加强对言论和集会的管制；其次，推行高等教育改革，奖励德意志学术，剔除英美法思想；然后，发布《军人敕谕》，弘扬忠君爱国思想，用东风压倒西风；最后，开放技术性文官职位，吸引青年才俊投身公务员考试，使其无暇参与民权运动。此外，朝廷还专门打击了三菱集团，以警示那些试图挑战当局的企业家。明治十八年冬（1885），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在抑郁中死去，成为商人对抗政府的缩影。民党失去了政治金主，失去了热血青年，失去了精神领袖，他们的民权运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是伊藤博文埋葬了民权运动吗？表面上是，但实际上不是。政治运动是不同组织间的互相冲撞，政治领袖是其所在组织的“企业家”，其使命是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增强所在组织的竞争力。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拥有稳定的财政根基（租税），拥有优秀的经理人才（官僚），拥有堂皇的政治冠冕（天皇），民党有什么？刻薄的说，民党不过是一群只会叫喊口号的叫花子！自由民权，哼，民党中有几人读过洛克或者卢梭？政治不是道学，统治者不是慈善家，领导人的使命是合理化组织而非保持现状，是配置资源而非均分财富，他的主人是历史巨灵而非人民群众。

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早已开启，每个人都要上台打擂，而历史只会奖赏强者。这是一场生存竞争，无远弗届，无可遁逃，无休无止。

一个生存于大变革时代的人，应该意识到历史之残酷与个人之渺小。盲目而无力的反对，最终只能导致反对无效。